1998年，正在做人口和高科技产业地理分布及驱动力研究的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碰到了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加里•盖茨。后者也在做一项分布研究，不过是同性恋人群的人口统计学分布研究。“我们见面没多久就发现，盖茨的同性恋人群分布图和我所发现的高科技产业区的分布图几乎完全吻合。”佛罗里达教授说。
　　
　　在后来出版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一书中，佛罗里达教授解释了这种巧合。“在一定程度上，同性恋人群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多样性的‘最后一块领域’，既然能够接纳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聚居区对其他各类人群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对同性恋人群的开放程度就成为衡量人力资本低准入门槛的良好指标；而人力资本的低准入对于激励创意和高科技增长的重要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将同性恋者称为“创意时代的金丝雀”——正像在工业时代煤矿中的金丝雀是衡量矿下是否安全的标志一样，同性恋人群成为创意时代某个地区对创意人群是否具备吸引力的标志。
　　
　　佛罗里达教授将这种同性恋指数作为衡量多样性的标准，纳入了他制定的衡量地区创意能力的“创意指数”中。“创意指数”由四个同等权重的因素构成：创意阶层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以人均专利数来衡量的创新；高科技产业；以同性恋指数来衡量的反映某地区对不同人群和观念开放程度的多样性。显然这四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作用。正如他已经揭示的那样，同性恋人群的分布和高科技产业的分布惊人吻合。而且还不仅如此，技术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音乐发展的圣地：西雅图不仅仅是微软和亚马逊的总部，还是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涅槃和珍珠酱等乐队的大本营；奥斯汀除了是戴尔公司的诞生地和总部外，还是威利•尼尔森和第六街区音乐的故乡；高科技公司聚集地旧金山湾区曾经也是感恩而死和杰斐逊飞机等乐队的活动地。“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反映了这个地方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人群和新的创意”，有时候这些新的人群是摇滚乐队，有时候是同性恋者，有时候是诗人，有时候就是那些创业英雄。
　　
　　无论是作家、摇滚歌手、设计师还是各个地区都想吸引的高科技创业者，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属于佛罗里达教授定义的“创意阶层”。在他看来，“新技术、新产业、新财富和所有其他正面的经济成果均来源于创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创意经济时代，正如人类曾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一样，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向创意时代的转变。
　　
　　佛罗里达教授定义的创意阶层，“显著特点就是其成员从事着旨在‘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工作”，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信奉的价值观是：个性化——“他们不喜欢听从组织或机构的智慧，抵制传统的集体性规范”；精英化——“创意阶层非常重视精英人物具备的实力……努力工作、勇于挑战、自我激励。希望凭借工作上的优秀表现获取成功”；多样性与包容性——“有才华的人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或外貌划分等级”。
　　
　　在工作上，创意阶层对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的要求往往重于对薪酬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薪酬不重要。德鲁克1999年时发表的观点仍然适用：“对于这些产业所倚重的‘知识工作者’，进行经济上的收买将不会奏效……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尽量在金钱上满足知识工作者的需求，但当此举行不通时，那就需要满足他们的价值观，并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与影响力。”佛罗里达教授说，对于创意阶层，尽管他们需要足够的钱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他们感到收入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即使他们的收入足够付清所有账单，他们也开心不起来”。同样，令创意阶层不开心的还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以及一成不变的标准着装”。他们欣赏的是装扮随意的“无领办公”，尽管创意阶层的工作时间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但是他们最反感的就是固定上班时间。他们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有选择性，比如演出是否足够丰富、人们对不同人的包容度如何等等。也正因此，同性恋人群的分布地图、高科技产业的分布地图、摇滚乐队的分布地图才会有重合之处。
　　
　　这就对那些希望能够吸引创意阶层的城市提出了要求。大部分的城市规划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大部分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也是如此。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税收优惠来吸引公司入驻发展经济。佛罗里达教授则争辩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公司在跟随着人力资本的移动而迁徙。公司需要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力资本聚集地，那些创业公司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旧金山的硅谷在多年前没有接受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特殊的年轻人，那么也就不会变成今天的模样”。因此，要想发展创意经济，最好的方法并不一定是修建大而无当的公共工程或者为吸引公司入驻而大规模减税，而是通过营造城市的丰富性、发展城市除工作场所和家之外的第三空间等方法，来吸引创意阶层，“创意是目前全球竞争的关键，比商品、服务或资本的流动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