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梵文中的“Kavi”一词（意为诗人）对于我而言和Kuvempu这个名字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我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南部印度。这里的人们说坎纳达语。对于他们而言，Kuvempu就是唯一的本土诗人。Kuvempu的诗篇清晰明快，透露着对于故土与自然的热爱。在印度南部，Kuvempu的诗篇被收录进小学课本，吟诵于电台节目。开车到乡间，你会看到Kuvempu的诗歌甚至出现在瀑布边上，玫瑰园里。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坎纳达语的使用边界。它也是Kuvempu作为诗人的声名边界。我们的邻居们使用的是另一门语言——泰米尔语。泰米尔语是一门复杂难懂的语言。泰米尔人有着他们自己的本土诗人。他的名字叫SubramaniaBharathi。就我所知，这样的情况在印度非常普遍——每一个地区、每一门语言都有自己的代言诗人。通常，这样的本土诗人形象周围往往围绕着非常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可是，有这么一位诗人，他与这些本土诗人都不同，被誉为所有人的诗人，他为所有印度人创作诗歌，他就是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1861年，逝世于1941年。他的诗人生涯从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开始。那是一块肥沃且人口密集的土地，如今该地区已分为两个部分，分属印度与孟加拉国。在天分与家运的双重眷顾下，泰戈尔最后在诗歌上达到的成就超过了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诗人。作为现代印度第一位拥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名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的许多印度读者和西方读者而言，泰戈尔银色的须发和梦幻的目光使得他成为了古代印度神话在当代的重新显现。直到今天，许多印度人仍旧称他为Gurudev（“圣师”）。他的诗歌“JanaGanaMana”成为了印度国歌。他的画像被悬挂在公立图书馆。泰戈尔对自由、进步的泛印度文化之生成所起的作用或者超过了印度的民主体制与军队对于印度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泰戈尔参与了现代印度的创建。同时，他又超越了现代印度。1971年，原本被重划进巴基斯坦疆域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即如今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独立的时候，选择了泰戈尔的另一首诗歌作为国歌。如此一来，泰戈尔成为了唯一个能够在两个不同的名族国家激发爱国热忱的诗人。
　　
　　但是，正如作家AmitChaudhuri在《泰戈尔精华》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泰戈尔目前在印度虽然是国家象征，受到了广泛的崇敬，但是在孟加拉之外的地区却读者不多。和许多印度人一样，我并不懂孟加拉语。当我还在印度南部的学校念书时，泰戈尔作品多少以一种东方主义的古旧风格出现在课本中，因此我并不想去阅读更多的泰戈尔作品。许多在其他国家的年轻读者一定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泰戈尔适时游访了世界各地；从阿根廷到爪哇岛，各地都有着他的崇拜者。如今，他的国际声誉丝毫没有减少。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看了孟加拉导演SatyajitRay根据泰戈尔作品所创作的两部电影，即1961年的《三个女儿》和1964年的《孤独的妻子》。出人意料的是，这两部分电影给了我巨大的惊喜。它们向我表明，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泰戈尔并不是一个满脸银须的老人，而是一个焦躁不安的年轻作家。因此，我开始怀疑，除了学校读物里的泰戈尔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一个泰戈尔。这个新的泰戈尔想要从我们千篇一律的理解中挣脱出来，直接向我们诉说。同时，我也可以对这样的一个泰戈尔诉说我自己对于政治或者爱情的忧愁烦恼。这或许也是FakrulAlam和RadhaChakravarty新编的这部泰戈尔选集如此受到的欢迎的原因。它给当代读者创造了一个重新阅读泰戈尔的机会。
　　
　　《泰戈尔精华》一书给读者的第一层震撼是它展示了泰戈尔在各个领域的天分。泰戈尔在他七岁时完成了他的第一首诗歌；逝世前躺在病床上时，泰戈尔仍旧在创作小说。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有着长达七十三年的文学生涯。在这七十三年间，泰戈尔的创作体材无所不包，有小说、戏剧、文艺评论，也有有关英国在印度不公正统治的政治随笔和他在波斯与日本的游记。当然，人们首先会阅读的仍然是他的诗歌。即使是单论诗歌，泰戈尔创作主题的多元也让人觉得眼花缭乱。从宗教信仰到爱国主义，从情爱到自然，一切都成为了泰戈尔的诗歌素材。在这部选集里，包括查德胡里在内的一些十分有天赋的翻译家们承担了翻译任务。大多数时候，本次选集中的翻译都是清晰生动。当然，也有一些时候，读者会觉得是在隔墙偷听用孟加拉语诉说的秘密。比方说下面这段诗：
　　
　　白羊座璀璨的夜晚，我独自坐着，它又变得可见——
　　
　　在干与枝之间，你婉转的手，在幻觉中出现于
　　
　　新发的枝叶，错误地将那些旧信递了回来
　　
　　诗歌的翻译总是一个大问题。泰戈尔的许多诗歌不仅是诗，还是“歌”。因此，它们被翻译成英语时，也需要保留一定的韵律。反过来我们可以这么想，若是IraGershwin的作品被毫无韵律的翻译成了孟加拉语，那么这些歌词、歌剧还会有什么味道呢？如果说诗歌的核心永远不能被不懂孟加拉语的读者所体会，那么对泰戈尔的翻译至少需要传递一种狂野而又欢乐的力量。比方说下面这一句：一次又一次，你将夺回你在世的权利！
　　
　　泰戈尔的诗歌在被翻译成英语时需要体现其作品内含的多样性。然而这部选集里收录的一些翻译作品，虽然在个别时候获得了成功，但很多时候看上去仍然像是一部草稿之作，还没能达到完美的境地。与诗歌不同，在散文作品中，泰戈尔与英语读者站得距离似乎更近一些。该选集收录了泰戈尔最受人喜欢的一些短篇小说，比方说《破碎的巢穴》（Ray的电影《孤独的妻子》为根据该小说改编），以及由小说家AmitavGhosh翻译的《饥饿的石头》。许多印度最优秀的作家与知识分子都来自孟加拉地区，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留给当代的遗产之一。在这部选集中，编辑也为我们收录了泰戈尔的一些长篇小说，比方说《哥拉弓琴》。在有些评论家看来，该小说是泰戈尔对于RudyardKipling的《吉姆爷》做出的一个回应。泰戈尔小说中那些看似简单的句子，其复杂性往往会在在多次阅读之后得以显现。比方说，“当女孩被命名为Shubhashini时，没人知道她会成为哑巴”。泰戈尔小说中那些近似白话文的语调背后隐藏着精心构造、涵义隐晦的叙述，不得不让我们想起莫泊桑那些最好的作品。比方说下面这句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在火车上碰到了他。我的表弟和我当时正在回加尔各答的路上。”泰戈尔和Premchand,SaadatHasanManto,以及R.K.Narayan一起处在印度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的行列之中。
　　
　　包括著名历史学家RamachandraGuha在内的许多印度知识分子都呼吁人们对于泰戈尔的政治写作给予给多的关注。尽管多数时候泰戈尔被看成是神秘与脱世的，但事实上他对于许多公共事务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比方说土地改革、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对立以及印度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风潮。在这部选集收录的泰戈尔信件与随笔中，我们看到泰戈尔对于英国在印统治的态度有着一个逐渐激进的改变过程。在1919年，泰戈尔退回了被授予的骑士奖章以作为对当局在Amritsar屠杀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之后，泰戈尔变得更加激进，他不仅怀疑英国，甚至开始怀疑整个西方文明。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后，泰戈尔如此说道：“我逐渐失去了对于欧洲文明国家的信念。”此外，对于当时的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泰戈尔的态度也是十分矛盾。他目睹亚洲各国在自己疆域内模仿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从而意欲挑战欧洲的权威。针对这一现象，泰戈尔曾经如此警告世人：“民族国家的智慧并不是对于人类的信念，而是基于人类的互不信任之上。”虽然他对大英帝国颇有微词，但是他对于自己那些英国朋友仍然表现了十足的爱与忠诚。泰戈尔似乎是厌倦了过度的抽象，因此总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思考的首位。
　　
　　“我们必须把泰戈尔从孟加拉人手里拯救出来。”一位印度作家最近半是玩笑地对我说。但事实的关键却是我们必须将泰戈尔从孟加拉之外的信徒之中拯救出来。他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泰戈尔的作品，只知道泰戈尔是全民诗人，是印度的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此将泰戈尔视为民族自信心的永久支柱。泰戈尔日益成为当代印度民族主义思潮的支柱，对于这一事实，或许没有人会比泰戈尔本人感到更多的不满。如果本选集的编辑能将那些在翻译上更难处理的部分略去，比方说泰戈尔的戏剧与喜剧小品，那么这部选集将会显得更为简单易懂。但是，总体来说，这部选集仍然是非常优秀，它向世界重新介绍了这位伟大的作家。
　　
　　这部选集最重要的发现并不在于某一篇诗歌或者文章，而是在于它将泰戈尔个人性格逐渐地召唤了出来。在泰戈尔的信件中，我们读到了一些乡间散记。这些散记读上去更像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所写。“稻子的茎秆在微风中轻颤，鸭子们迅捷地来到水边，不停地将头探入水中，用喙清洗着自己的羽毛。”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泰戈尔对于一些瓦解旧社会的进程表达了赞赏，比方说读写能力在苏联的普及。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可是当他说下面这段话时，他又像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对于理性化制度安排之后的人际关系忧心忡忡：“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快速传播增强了我们的能力，却没有给人性带来任何的改善。”当代印度在某种程度上集前工业化、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于一身。如此的社会现实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安上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泰戈尔在某些人眼里只会是印度现代化的一个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