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故居疙瘩楼，几乎是五大道上尽人皆知的建筑。
　　
　　清末民初的天津，戏剧舞台繁花似锦，马连良一生与天津颇有渊源。他9岁入喜连成科班学戏，10岁登台演出，30岁拜天津名家孙菊仙为师，并组建了自己的戏班“扶风社”，自1920年代至1960年代盛行不衰。他以清新的唱腔和潇洒的做工自成一派，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并称“四大须生”；后来三人去世，又与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并称“后四大须生”。
　　
　　当时流传一句话：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钱，梨园名家纷纷到天津登台献艺。1922年，马连良与梅兰芳一起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潘复家演出《游龙戏凤》，这是他在天津的第一次亮相。1925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举办救济陕甘难民义演，24岁的马连良随同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韩世昌来津，马与程合演《审头刺汤》，受到观众赞美。马连良在天津一炮打响。
　　
　　1932年，周信芳的“移风社”到天津春和戏院公演，其间上座率出现下滑，因马连良周信芳二人曾在上海同台演出，盛况空前，于是春和戏院的经理亲赴北京邀请马连良助阵，希望能借此扭转状况。马连良欣然接受，1933年4月，周信芳与马连良一南一北两位老生，在天津春和戏院连续上演了四天六场合作戏，“南麒北马”叫响于世。天津《商报》对此次二人携手评论道：“开北方未有之创局，是剧界罕见之奇观，亦可谓一时之盛事矣。”
　　
　　当年有“华北第一剧场”之称的天津中国大戏院开幕典礼，上演了马富禄的《跳财神》与马连良的《跳加官》，随后马连良、姜妙香、茹富蕙、刘连荣等又主演了《群英会》和《借东风》。开幕首期，马连良的“扶风社”连演18天，场场爆满，戏院净得利润两万元。
　　
　　上世纪20年代，北京开出了“蓝钢皮”火车，晚上21时50分准时到达天津，马老板经常乘这般列车到天津，到了之后已是深夜，他都会在同一家饭馆吃宵夜，然后下榻在惠中饭店。
　　
　　当时有一个名叫杨楚白的戏迷，他是天津八大家“长源杨”的后人，在中南银行做高级职员。只要马连良来津演出他就场场不落，时间一长，两人成了朋友。杨楚白建议马老板购买一处私宅，以作来津落脚之用。马连良想想很有道理，于是托好友张学铭帮忙，在马场道英租界疙瘩楼内的两套住所，一套用来自住，以备在津演出时休息、背词、走戏和会客之用，另一套出租。
　　
　　疙瘩楼位于马场道与河北路交口，建于1937年，由意大利建筑设计师保罗·鲍乃弟设计，是一幢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情的高级住宅。该楼前后有小院，底层为汽车房，2层为客厅和餐厅，3、4层为居室和书房。3层设有圆拱形阳台如贝壳般挑出，窗边水波纹花装饰相映成趣。
　　
　　这幢楼是英国华侬公司的公寓，因附近今天津外语大学的校园当时曾是天津工商学院所在地，所以学院的多名教师也住在这个楼里。
　　
　　疙瘩楼是用深褐色的疙瘩砖砌筑而成，上世纪初，在天津青龙潭（现水上公园一带）有一家砖窑厂，有一窑砖烧得过了火，砖面结成了瘤子，卖给谁都不要，但却被一位眼光独到的外国人发现了它的价值——因为烧的时间长，所以比耐火钢砖还要坚硬；砖面上的疙瘩正好可以装饰墙面。于是他以低价将这批砖全部买下用于建房，无论审美还是实用性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也就有了今天五大道上的独特风景。
　　
　　马连良在疙瘩楼只是小住，每次逗留十天半月。当时在天津文艺界、政界名流经常前来拜访马老板，疙瘩楼可谓往来无白丁。许多马派艺术中期作品的创作也是在天津进行的。尤其是《十老安刘》，剧本的一部分就是写于疙瘩楼内，首演也是1942年在中国大戏院。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写到了一段马连良在天津演出时的往事：“一次，马连良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这段事故被传了很多年，几乎成了梨园行的一段传奇。马连良的嫡孙马龙就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证：“那晚，马连良与叶盛兰在天津演出《八大锤》，前面的断臂一折并没什么错，演到王佐说书那场，负责换服装的余师傅一时疏忽，错绑了右胳膊，因前一天演出《要离刺庆忌》，戏中的要离是断右臂的。马连良上台后听台下有观众叫了倒好，但并没有全体起哄，便在台上继续把这出戏演完。到了后台，马连良心里有些不舒服，而那位余师傅更加自责，要卷铺盖走人，最后被马连良挽留下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八大锤》此后也多次上演。”
　　
　　如今，疙瘩楼上的一个单间仍陈列着马连良的照片和演出行头，每每走到这里，人们也都会想起这里曾住过一位京剧大师。
　　
　　在马场道与睦南道之间，同样是意大利建筑师保罗·鲍乃弟设计的作品，有3幢呈“品”字形布局的联排住宅，这里过去叫英国武官胡同，后来改名为安乐邨。在安乐邨9号也曾居住过一位舞台大师，就是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
　　
　　骆玉笙自1936年到天津以后，为了演出方便，在老西开教堂后明德堡2号的一个小三合院内住了30年。60年代末，骆家的一位朋友是和平制药厂的干部，他说和平制药厂在睦南道安乐邨9号余门有两间较大的地下室住房，为职工分房时只能解决两个职工的住房，而如果和骆家调换后，差不多相同的面积可以解决5个职工的住房。这两间住房虽名为地下室，却是俗称的“平阴子”，即房子的地面与街道齐平，是不上楼梯的一楼，而且带有一个十二三平方米的小院，还有可放杂物的将近20平方米的过道，院内有独立厕所，如果搬过来住还是独门独户。于是，骆家便与和平制药厂进行了调换，于1971年秋搬到了睦南道安乐邨9号余门。
　　
　　那时骆玉笙受文革冲击不能登台演出，便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传艺授徒上面。她每天早晨5点就赶到曲艺团叫学员起床喊嗓子，风雨无阻，她不仅向曲艺团的专业学员传艺，还给曲艺爱好者上课，她后来的入室弟子迟早成、汤敏都曾经到安乐邨的家中上过课。骆老每天给学员喊嗓子，却把自己的嗓子也保持了下来，为重返舞台创造了条件。1984年，骆玉笙一家搬到了南京路云峰大楼的三楼居住，才算离开了安乐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