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意外读到一本戴维森写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的科普读物，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我就震惊了。戴维森研究的是现代宇宙学，却与很多西方前辈一样，对基督教有着很深的虔诚，他在这本书中最终的结论虽然并没有归结为上帝存在，但是却表示物理学的发展无非是证明了在宇宙发展的因果链条中，量子物理学不是证明了上帝不存在，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只有上帝才有可能是“第一推动力”。
　　
　　戴维森的这些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学的范畴，进入到哲学的领域。大概也就是受到这本书以及随后开始的相关阅读的影响，我最终选择了哲学。戴维森在书中给出的因果链条，现在看来缺陷不少，然而当时却足以让我为之倾倒，他所揭示的世界之奇妙，更是让我觉得目眩神迷。
　　
　　大概正是因为有这番经历，我保留了对科普图书的热情。近些年，虽然国内科普作品逐渐增多，但真正能让读者有所收获的优秀作品，还是少之又少。在这种状况下，《时间的形状》多少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
　　
　　相对论史话
　　
　　《时间的形状》有个副标题———“相对论史话”，它明白地告诉读者，这本书的主题是“相对论”，而且是关于相对论的历史：这个理论怎么来的，这个理论怎么传播的。
　　
　　关于相对论，据说爱因斯坦本人有过一个通俗的解释：如果你坐在漂亮姑娘的旁边，两个小时短得像只有一分钟；紧挨着火炉坐一分钟，则会觉得比两个小时还要漫长。这个段子大概是好事者的杜撰，它确实形象地说明了时间的“相对”，却只是心理感觉而非物理学上的“论”。不过，相对论的提出，确实首先也是出于一种感觉———爱因斯坦觉得牛顿错了。所以要说明相对论的历史，就先得从牛顿的经典时空观以及爱因斯坦的困惑说起。
　　
　　牛顿是经典力学的奠基者，是他最早为我们日常所见的世界确立下伟大的物理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牛顿三定律”。三定律使得空间与时间中的物质和它们的运动有了解释的依据，尤其符合我们日常的观察。比如，两个杯子不可能同时放在同一个位置，所以长期以来成为人类改变世界的物理依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电磁波的发现以及围绕电磁波做出的实验日渐出现无法用牛顿定律解释的情况，一批物理学家———比如洛伦兹，开始寻找如何为牛顿辩护的方式。
　　
　　其实爱因斯坦一开始也并不觉得牛顿错了，他只是觉得有可能用别的方式稍加调整，就依然可以用牛顿的观点来解释，所以他最先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并不具有太强的反叛味道。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热衷思维实验，也就是说爱设想各种极端的情况，久而久之自然发现其实可能真的是牛顿错了，尤其是洛伦兹为维护牛顿而提出的洛伦兹变换，稍加调整，居然可以证明空间和时间其实可以因物质的影响发生变化。
　　
　　相对论提出来之后，包括洛伦兹在内，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正如人们已经习惯太阳东升西落，一时间无法接受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种“违背常识”的观察。同样是由于实验的发展，观察手段的提升，相对论终于得到承认并开始指导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科普是干什么的？
　　
　　本书中的那些物理史话，尤其是关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那段艰难岁月，让我们既能看到科学家求真的独立人格，又能反思历史。让我们明白，科学成为宗教的附庸固然可悲，如果科学推翻了宗教却与政治搅和在一起，后果简直是可怕；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坚定地走在求真的道路上。这种阅读的观感，都是很宝贵的收获。
　　
　　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表示，他将不收取版税，本书所有收入都用于出版社宣传推广该书。同时还很动情地说到，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读者中能产生几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如此他将足以告慰平生。
　　
　　这番表白，确实足以说明作者对科学的热爱，对科普的赤诚。能因阅读《时间的形状》而爱上物理学，从此走上科学道路，成为知名的科学家，这当然是很美好的收获。然而我倒觉得这有可能是目前我们的科普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误区。
　　
　　在我看来，科普固然是要普及科学，但是如果读科普的最终目的就只能是爱上科学或者学会科学知识，则恐怕是科普创作中的误区。科普的目的，首要的恰恰不是传播科学的知识，而是传播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时间的形状》书中大量介绍牛顿定律、伽利略与其他科学家的思维实验、相对论、量子物理等科学知识，毫无疑问都是在普及科学。作者的本意可能首先还是将这些知识传递给读者，然而由于采用了史话的方式，用时下通行的语体讲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故事，恰好因其厚重的历史感实现了对科学态度的传达。
　　
　　科学家怎样产生困惑，为什么设计思维实验，怎样设计思维实验，这些物理学规律背后的故事，传递出深刻的关于人生与思维方式的启发。假设有读者在读过《时间的形状》之后，和我在读过那套著名的“第一推动力丛书”之后一样去选择哲学而非物理学，这也理应是作者的荣耀，而非如作者所愿去做科学家。
　　
　　我不是说科普的目标应该是“为人生”，但是如果将科学知识和人性的表达分离开来，结果可能会很危险。“9·11”之前，在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恐怖分子卡钦斯基就是人格欠缺的科学天才。
　　
　　即使没那么极端，如果科普读物最终造成的是《生活大爆炸》中那几位聪明得可爱，傻得也很可爱的科学家，恐怕也不是好事———隔着完全距离去看他们的故事固然好玩，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太悲催。从这个角度，如果作者能稍微调整叙述的重心，将历史表述与人性表达再有所加强，也许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