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绕不过的奥威尔
2012-9-13 10:44:18 来源：豆瓣九点 我要评论（）
几年前，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一个可能是受到误导而变得极端伤感的人，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何奥威尔很重要？》（why Orwell matters）的著作。且不论奥威尔是否真的重要（Whether Orwell matters），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始终散发着吸引、刺激甚至是激怒人们的魔力。那么，这位仅46岁（1950年）便英年早逝的作家是缘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呢？且听我慢慢讲来。
战争期间，奥威尔曾在BBC供职过几年时间。对于这段经历，他曾形象地说“既浪费自己的生命又浪费公家的钱”。与这一评论相关联的是，奥威尔纪念信托公司曾有过将这位或许是BBC公司历史上最著名员工的塑像树立在BBC新总部门前的计划，但当贝克威尔（奥威尔纪念信托公司负责人）向BBC即将离任的总裁马克·汤普森提及该计划时，马克·汤普森随即断然拒绝。她表示：“这一计划太过于左倾了”。
如果汤普森是不假思索地把奥威尔视为左倾的话，那么她对于奥威尔就太不了解了。的确，奥威尔曾说过，“我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行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主义，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写的。”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他死后却一面受到那些他视作自己同志的左翼人士的痛骂；另一面则受到那些曾被他痛恨的右翼人士的追捧。
甚至对于我们中的那些自认为是奥威尔主义者的人士来说，他依然是个谜。人们只知道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对于他伟大在什么地方则知之甚少。他在二战前写的小说可以说很好但不能说臻于完美，即使考虑到那本被罗伯特·哈里斯称为“他最重要著作”的《一九八四》，奥威尔也不能与艾略特、乔伊斯等这样的文学巨匠比肩。此外，他发表的大量小调则证明他也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当贝克威尔称他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时，这只是一句老生常谈。但他有时确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记者。二战期间，奥威尔开始在美国激进杂志《党派评论》上主持《伦敦来信》栏目。要是换做大多数如我般以写作为生的人来担当此任，我们一定会在开始时遵循“很少有政治新闻”，或“很少有文学发展值得报告”的编辑原则，因为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不致引起错误预测等问题。但奥威尔则反其道行之：经常紧跟每天的政治形势不放。这样做是极具风险的，因为政治形势总是瞬息万变的。例如，1942年他就曾报道过：丘吉尔将会被伟大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取而代之。
只有当他离开时事政治转而关注其他问题时，他才显出了自己才华，换句话说，他才真正复活了。现在，当人们谈到广受赞扬的美英特殊关系、战时英雄史诗般的美英同盟等话题时，我常想到的是奥威尔记录下的当时在伦敦小酒馆里流行的一则笑话：“张伯伦满足了希特勒，而丘吉尔满足了美利坚”；以及在1943年末写的评论：“如果不怀有‘不列颠正在被占领着’这样一种心情，人们就会发现自己在伦敦寸步难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在美国军队中唯一举手投足皆现优雅气质的是那些黑人”等等。
奥威尔从没有上过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所以他不需要去上大学。无论对譬如狄更斯这样的大文豪的评论，还是对譬如希钦斯（如果碰巧的话）这样烂到一定水平（goodbad）的作者的评论，奥威尔都名至实归。
他去世后，那些他曾经憎恶的美国激进反共主义者窃取了他的衣钵并奉为至宝，例如麦卡锡就在奥威尔去世仅一周后推出了狂热的反共言论（即麦卡锡主义——译注）。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奥威尔在临去世不久前还对这个美国人采取的“用极权主义的方式反抗极权主义”的策略大加挞伐。
他曾受到左翼准斯大林主义者（thequasi-Stalinistleft）的猛烈攻击。例如，雷蒙德·威廉斯说，奥威尔的作品只会滋养社会中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多伊彻则认为，《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些用来恐吓大众的“临时工”（Bogey-cum-scapegoat，直译应为“可怕的人兼替罪羊”）根本不足为惧。设若撇开这些纷纷扰扰，人们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让任何不得不生活在社会主义光环之下的人们来评判，奥威尔的论调肯定要比那些批评他由于揭示了真相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论调更顺耳一些。（即要做快乐的猪还是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的问题——译注）
每次翻开奥威尔，一缕启示性的、具有当代迫切性的光亮便现了出来。为什么欧盟现在正面临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为“印度是一个潜在的民族”，“尽管拥有更少的人口和更大的种族同质性，但欧洲则不是一个民族”，而今后任何一种尝试把欧洲变为一个民族的企图都会弄巧成拙，奥威尔65年前就这样写道。（作者的意思是，只有以民族为根基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虽然印度在当时四分五裂，但民族的引力使得其必然会走向一个整体；而欧盟并不是一个民族，所以必然面临着团结危机。同时，民族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而自然“生长”出来的，任何人为“制造”民族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译注）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许诺自己能促使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走向繁荣，但美国为了改造这两个国家而进行“美国化”的行动依然失败了。对这一问题，奥威尔在1940年就有睿智的看法，他写道，“希特勒在他沉闷无趣的意识中，以非凡的能力感觉到了一点：即人类除了渴望诸如舒适、安全、缩短工作时间、卫生、避孕等普通需要外，至少是间歇性地还希冀斗争和牺牲。”
所以，是的，奥威尔一如既往地重要。他一次写道，法朗士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在“他对自由怀有的热情以及其拥有的理智上的诚实中看到”。奥威尔可能早已知道，他描写的就是他自己。回头想来，汤普森可能是对的。如果能够阴错阳差的话，“真理部”可能是最适合奥威尔塑像屹立的地方。或者，鉴于其已模仿了“真理部”的部分架构，这个地方也可以是BBC。
战争期间，奥威尔曾在BBC供职过几年时间。对于这段经历，他曾形象地说“既浪费自己的生命又浪费公家的钱”。与这一评论相关联的是，奥威尔纪念信托公司曾有过将这位或许是BBC公司历史上最著名员工的塑像树立在BBC新总部门前的计划，但当贝克威尔（奥威尔纪念信托公司负责人）向BBC即将离任的总裁马克·汤普森提及该计划时，马克·汤普森随即断然拒绝。她表示：“这一计划太过于左倾了”。
如果汤普森是不假思索地把奥威尔视为左倾的话，那么她对于奥威尔就太不了解了。的确，奥威尔曾说过，“我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行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主义，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写的。”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他死后却一面受到那些他视作自己同志的左翼人士的痛骂；另一面则受到那些曾被他痛恨的右翼人士的追捧。
甚至对于我们中的那些自认为是奥威尔主义者的人士来说，他依然是个谜。人们只知道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对于他伟大在什么地方则知之甚少。他在二战前写的小说可以说很好但不能说臻于完美，即使考虑到那本被罗伯特·哈里斯称为“他最重要著作”的《一九八四》，奥威尔也不能与艾略特、乔伊斯等这样的文学巨匠比肩。此外，他发表的大量小调则证明他也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当贝克威尔称他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时，这只是一句老生常谈。但他有时确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记者。二战期间，奥威尔开始在美国激进杂志《党派评论》上主持《伦敦来信》栏目。要是换做大多数如我般以写作为生的人来担当此任，我们一定会在开始时遵循“很少有政治新闻”，或“很少有文学发展值得报告”的编辑原则，因为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不致引起错误预测等问题。但奥威尔则反其道行之：经常紧跟每天的政治形势不放。这样做是极具风险的，因为政治形势总是瞬息万变的。例如，1942年他就曾报道过：丘吉尔将会被伟大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取而代之。
只有当他离开时事政治转而关注其他问题时，他才显出了自己才华，换句话说，他才真正复活了。现在，当人们谈到广受赞扬的美英特殊关系、战时英雄史诗般的美英同盟等话题时，我常想到的是奥威尔记录下的当时在伦敦小酒馆里流行的一则笑话：“张伯伦满足了希特勒，而丘吉尔满足了美利坚”；以及在1943年末写的评论：“如果不怀有‘不列颠正在被占领着’这样一种心情，人们就会发现自己在伦敦寸步难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在美国军队中唯一举手投足皆现优雅气质的是那些黑人”等等。
奥威尔从没有上过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所以他不需要去上大学。无论对譬如狄更斯这样的大文豪的评论，还是对譬如希钦斯（如果碰巧的话）这样烂到一定水平（goodbad）的作者的评论，奥威尔都名至实归。
他去世后，那些他曾经憎恶的美国激进反共主义者窃取了他的衣钵并奉为至宝，例如麦卡锡就在奥威尔去世仅一周后推出了狂热的反共言论（即麦卡锡主义——译注）。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奥威尔在临去世不久前还对这个美国人采取的“用极权主义的方式反抗极权主义”的策略大加挞伐。
他曾受到左翼准斯大林主义者（thequasi-Stalinistleft）的猛烈攻击。例如，雷蒙德·威廉斯说，奥威尔的作品只会滋养社会中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多伊彻则认为，《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些用来恐吓大众的“临时工”（Bogey-cum-scapegoat，直译应为“可怕的人兼替罪羊”）根本不足为惧。设若撇开这些纷纷扰扰，人们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让任何不得不生活在社会主义光环之下的人们来评判，奥威尔的论调肯定要比那些批评他由于揭示了真相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论调更顺耳一些。（即要做快乐的猪还是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的问题——译注）
每次翻开奥威尔，一缕启示性的、具有当代迫切性的光亮便现了出来。为什么欧盟现在正面临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为“印度是一个潜在的民族”，“尽管拥有更少的人口和更大的种族同质性，但欧洲则不是一个民族”，而今后任何一种尝试把欧洲变为一个民族的企图都会弄巧成拙，奥威尔65年前就这样写道。（作者的意思是，只有以民族为根基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虽然印度在当时四分五裂，但民族的引力使得其必然会走向一个整体；而欧盟并不是一个民族，所以必然面临着团结危机。同时，民族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而自然“生长”出来的，任何人为“制造”民族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译注）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许诺自己能促使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走向繁荣，但美国为了改造这两个国家而进行“美国化”的行动依然失败了。对这一问题，奥威尔在1940年就有睿智的看法，他写道，“希特勒在他沉闷无趣的意识中，以非凡的能力感觉到了一点：即人类除了渴望诸如舒适、安全、缩短工作时间、卫生、避孕等普通需要外，至少是间歇性地还希冀斗争和牺牲。”
所以，是的，奥威尔一如既往地重要。他一次写道，法朗士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在“他对自由怀有的热情以及其拥有的理智上的诚实中看到”。奥威尔可能早已知道，他描写的就是他自己。回头想来，汤普森可能是对的。如果能够阴错阳差的话，“真理部”可能是最适合奥威尔塑像屹立的地方。或者，鉴于其已模仿了“真理部”的部分架构，这个地方也可以是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