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这个背德者
2012-9-8 10:51:4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要评论（）
在生活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自私自利者？家庭暴君？虐待狂？
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是的，他就是这样的背德者。
一
1932年8月，奈保尔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印度裔移民家庭，后到英国上学，1955年不顾女方家长反对，强娶牛津英女帕特里茜娅（帕特）为妻。年轻的奈保尔此时已现牛人风采，不肯从俗，拒绝送新娘结婚戒指，以至帕特不得不自买自戴。
新婚时的小风波，虽说未必总是预示着日后生活波折不断，但这一回，等待帕特的却是千真万确、长达数十年的痛苦折磨。在新夫的眼中，她很快失去了卧房的魅力。原因在于，奈保尔认为，性欲是可耻的，不该与真爱挂钩，于是经常出门，到花街寻欢。
1972年，奈保尔邂逅并迅速迷上了英裔阿根廷女子玛格丽特·穆雷（Margaret Murray）——古丁太太（Mrs. Gooding），弗伦奇在书中称，这对男女倒是十足般配。穆雷女士乐于充任奈保尔的奴隶与牺牲品，大大激发了后者的统治欲，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奈保尔称，此乃他人生中头回感受肉欲之乐。但他看不上穆雷女士，认为她笨，没文化——他说她的词汇表上顶多只有50个词。她纯粹是他的性工具，两人不见面的时候，他甚至懒得读她的信，拆都不愿意拆。但这段婚外恋足足持续了二十四年。奈保尔虐待狂的天性得以大大发挥，穆女士挨打后，有时脸肿，甚至无法出门见人。
为了奈保尔，穆女士离开了丈夫和三个孩子，指望他会娶她。但背德者离不开发妻，他需要帕特给他指点人生，照料起居，像母亲那样疼他，于是脚踩双船二十四年。为逼使太太和情妇就范，他用的手段完全相同且屡试不爽：威胁离开。心碎的帕特在日记中形容自己“既令人恶心，又蠢”。可她就是下不了决心，奈保尔还会当着客人们的面，对她涕泪横流，像个孩子似地撒娇，哄她。可怜的帕特也就信了，一次又一次地回心转意。
作家约翰·卡利（John Carey）3月30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帕特对奈保尔的爱和崇拜似乎是“无限的”。在日记中，她夸丈夫是“独一无二的天才”（the Genius）——请注意，这个词是大写的字头。
穆女士同样死心塌地，奈保尔让她三次怀胎，头一次拿了张支票给她，让她自行处理，后两次一分钱没掏，穆女士因此以“小杀人犯”自称。
二
在自私自利这方面，卡利写道，奈保尔可谓坚定不移。对这种自私的成因，弗伦奇的传记追踪至奈保尔受伤的童年。他爸爸是移民特立尼达岛砍甘蔗的印度劳工，社会的底层边缘人。即使在亲戚们中间，小奈保尔也能感到慈父所受的屈辱，日后在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里，他精细地描写了这种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他自小刻苦学习，发奋以知识改变命运，早早入读牛津大学。但是1950年代满目豪门子弟的英国校园，阶级的、种族的壁垒无处不在，印度甘蔗工儿子的内心伤痛可想而知。年轻的奈保尔一度自感穷途，此生再也无法以志气和才华超越阶级宿命，遂拧开瓦斯，以求向红尘做个了断。孰料在人断气之前，瓦斯先断了气。
彼时之伦敦城，也都是势利眼，没人愿意雇一个小个子印度哮喘青年。他应聘了26份工作，皆遭拒绝。钱花光，断了粮，落魄人只能独守寒室，以白水土豆果腹，若非青年女教师帕特·黑尔不断接济，未来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就是不自杀，也要被活活饿死了。
弗伦奇指出，生活上的困顿没有令奈保尔倒伏，反而让他内心的高傲愈加强烈。他在特立尼达的奶奶，一族之长，曾坚称奈家是高种姓的婆罗门。不论此说真假，反正奈保尔心中自认高人一等。越处困境，他的头昂得越高。要想在这吃人的世界上活下去，就得先变得不可一世。心比天高的奈保尔，从此在文学大路上急速前冲——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获英女王封爵，成为维迪亚爵士（SirVidia），与此同时，他又在残暴的肉欲中行尽荒唐。
他向世界索要婆罗门的特权，要吃特别的食物，要床上被褥笔笔挺挺，甚至他讲的那些关于“黑鬼”的“恶毒笑话”，也可追溯至特立尼达的童年，当时的印度移民总是把人口居多数的黑人视作威胁，对黑人的不屑和嘲笑因而成了印度移民的传统，连这种嘲笑行为本身，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特立尼达词汇：“屁坑”（picong）。
奈保尔的自傲，同样使他将“屁坑”矛头转向印度人自身。卡利在文章中指出，在奈保尔看来，本族人的生活远在他自己的标准之下，他不断抱怨他们的卫生习惯，说他们随地便溺：火车道、海滩、公园。他关于印度的最早的两本书便被指为极大的冒犯。“但这又像是一种自我憎恨。”卡利说，奈保尔小时候，看到特立尼达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不少搬进了郊外大宅，但他们铲掉柑橘和芒果树，将四周还原至寸草不生的蛮荒状态，再以印度方式从事农耕。依据传统的洁净观念，室内卫生间亦被拆除，改以户外林中新挖的公厕。传统毁掉文明，就此成为他日后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三
对这样一个奈保尔，我们该说什么好呢？他在小说和随笔中展现的才华，足可令人给予三倍的赞美。他的首部小说《灵异推拿师》刚刚于2008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吴正的中译本，我读到一半，仍旧十分喜欢。但他的个人生活又是如此不堪。也许除了文学之外，奈保尔的美德只剩下一点：诚实，唐·乔万尼式的诚实。
“弗伦奇的书成就辉煌。”卡利评价说，“他只在奈保尔不设方向，不加限制的前提下，才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自始至终，恰到好处地将他对人的评价与对作家的评价分开，对后者他赞誉有加。但奈保尔亦有功于此。因为他本来可以不同意这些条件，也因为他对弗伦奇如此开诚布公。”奈保尔后来看到书稿，一字未改便同意付印。他接受了书中的说法，即，他与穆女士的婚外情“毁了帕特的生活”，而他前几年公开对外承认自己一度是个“大嫖客”（greatprostituteman）的举动，更将帕特逼上了绝路，令她癌症复发，终在1996年命归黄泉。
帕特垂死时，他将第二任太太、肯尼亚出生的巴基斯坦裔女记者娜迪拉·卡努·阿尔维（Nadira Khannum Alvi）追求到手。帕特死后两个月，奈保尔做了女记者的新郎。
此番新出的正传，或许也是奈保尔对帕特做出的一种忏悔之举。“可以说是我害死了她。”他说。有一个镜头留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画面中的老奈斜倚着汽车，脸上泪如泉涌，看着新妻正在将苦命发妻的骨灰抛撒至小树林中。
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是的，他就是这样的背德者。
一
1932年8月，奈保尔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印度裔移民家庭，后到英国上学，1955年不顾女方家长反对，强娶牛津英女帕特里茜娅（帕特）为妻。年轻的奈保尔此时已现牛人风采，不肯从俗，拒绝送新娘结婚戒指，以至帕特不得不自买自戴。
新婚时的小风波，虽说未必总是预示着日后生活波折不断，但这一回，等待帕特的却是千真万确、长达数十年的痛苦折磨。在新夫的眼中，她很快失去了卧房的魅力。原因在于，奈保尔认为，性欲是可耻的，不该与真爱挂钩，于是经常出门，到花街寻欢。
1972年，奈保尔邂逅并迅速迷上了英裔阿根廷女子玛格丽特·穆雷（Margaret Murray）——古丁太太（Mrs. Gooding），弗伦奇在书中称，这对男女倒是十足般配。穆雷女士乐于充任奈保尔的奴隶与牺牲品，大大激发了后者的统治欲，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奈保尔称，此乃他人生中头回感受肉欲之乐。但他看不上穆雷女士，认为她笨，没文化——他说她的词汇表上顶多只有50个词。她纯粹是他的性工具，两人不见面的时候，他甚至懒得读她的信，拆都不愿意拆。但这段婚外恋足足持续了二十四年。奈保尔虐待狂的天性得以大大发挥，穆女士挨打后，有时脸肿，甚至无法出门见人。
为了奈保尔，穆女士离开了丈夫和三个孩子，指望他会娶她。但背德者离不开发妻，他需要帕特给他指点人生，照料起居，像母亲那样疼他，于是脚踩双船二十四年。为逼使太太和情妇就范，他用的手段完全相同且屡试不爽：威胁离开。心碎的帕特在日记中形容自己“既令人恶心，又蠢”。可她就是下不了决心，奈保尔还会当着客人们的面，对她涕泪横流，像个孩子似地撒娇，哄她。可怜的帕特也就信了，一次又一次地回心转意。
作家约翰·卡利（John Carey）3月30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帕特对奈保尔的爱和崇拜似乎是“无限的”。在日记中，她夸丈夫是“独一无二的天才”（the Genius）——请注意，这个词是大写的字头。
穆女士同样死心塌地，奈保尔让她三次怀胎，头一次拿了张支票给她，让她自行处理，后两次一分钱没掏，穆女士因此以“小杀人犯”自称。
二
在自私自利这方面，卡利写道，奈保尔可谓坚定不移。对这种自私的成因，弗伦奇的传记追踪至奈保尔受伤的童年。他爸爸是移民特立尼达岛砍甘蔗的印度劳工，社会的底层边缘人。即使在亲戚们中间，小奈保尔也能感到慈父所受的屈辱，日后在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里，他精细地描写了这种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他自小刻苦学习，发奋以知识改变命运，早早入读牛津大学。但是1950年代满目豪门子弟的英国校园，阶级的、种族的壁垒无处不在，印度甘蔗工儿子的内心伤痛可想而知。年轻的奈保尔一度自感穷途，此生再也无法以志气和才华超越阶级宿命，遂拧开瓦斯，以求向红尘做个了断。孰料在人断气之前，瓦斯先断了气。
彼时之伦敦城，也都是势利眼，没人愿意雇一个小个子印度哮喘青年。他应聘了26份工作，皆遭拒绝。钱花光，断了粮，落魄人只能独守寒室，以白水土豆果腹，若非青年女教师帕特·黑尔不断接济，未来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就是不自杀，也要被活活饿死了。
弗伦奇指出，生活上的困顿没有令奈保尔倒伏，反而让他内心的高傲愈加强烈。他在特立尼达的奶奶，一族之长，曾坚称奈家是高种姓的婆罗门。不论此说真假，反正奈保尔心中自认高人一等。越处困境，他的头昂得越高。要想在这吃人的世界上活下去，就得先变得不可一世。心比天高的奈保尔，从此在文学大路上急速前冲——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获英女王封爵，成为维迪亚爵士（SirVidia），与此同时，他又在残暴的肉欲中行尽荒唐。
他向世界索要婆罗门的特权，要吃特别的食物，要床上被褥笔笔挺挺，甚至他讲的那些关于“黑鬼”的“恶毒笑话”，也可追溯至特立尼达的童年，当时的印度移民总是把人口居多数的黑人视作威胁，对黑人的不屑和嘲笑因而成了印度移民的传统，连这种嘲笑行为本身，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特立尼达词汇：“屁坑”（picong）。
奈保尔的自傲，同样使他将“屁坑”矛头转向印度人自身。卡利在文章中指出，在奈保尔看来，本族人的生活远在他自己的标准之下，他不断抱怨他们的卫生习惯，说他们随地便溺：火车道、海滩、公园。他关于印度的最早的两本书便被指为极大的冒犯。“但这又像是一种自我憎恨。”卡利说，奈保尔小时候，看到特立尼达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不少搬进了郊外大宅，但他们铲掉柑橘和芒果树，将四周还原至寸草不生的蛮荒状态，再以印度方式从事农耕。依据传统的洁净观念，室内卫生间亦被拆除，改以户外林中新挖的公厕。传统毁掉文明，就此成为他日后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三
对这样一个奈保尔，我们该说什么好呢？他在小说和随笔中展现的才华，足可令人给予三倍的赞美。他的首部小说《灵异推拿师》刚刚于2008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吴正的中译本，我读到一半，仍旧十分喜欢。但他的个人生活又是如此不堪。也许除了文学之外，奈保尔的美德只剩下一点：诚实，唐·乔万尼式的诚实。
“弗伦奇的书成就辉煌。”卡利评价说，“他只在奈保尔不设方向，不加限制的前提下，才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自始至终，恰到好处地将他对人的评价与对作家的评价分开，对后者他赞誉有加。但奈保尔亦有功于此。因为他本来可以不同意这些条件，也因为他对弗伦奇如此开诚布公。”奈保尔后来看到书稿，一字未改便同意付印。他接受了书中的说法，即，他与穆女士的婚外情“毁了帕特的生活”，而他前几年公开对外承认自己一度是个“大嫖客”（greatprostituteman）的举动，更将帕特逼上了绝路，令她癌症复发，终在1996年命归黄泉。
帕特垂死时，他将第二任太太、肯尼亚出生的巴基斯坦裔女记者娜迪拉·卡努·阿尔维（Nadira Khannum Alvi）追求到手。帕特死后两个月，奈保尔做了女记者的新郎。
此番新出的正传，或许也是奈保尔对帕特做出的一种忏悔之举。“可以说是我害死了她。”他说。有一个镜头留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画面中的老奈斜倚着汽车，脸上泪如泉涌，看着新妻正在将苦命发妻的骨灰抛撒至小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