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还是爱中国
　　
　　桂纶镁本来的机票是2014年2月15日早上从柏林飞伦敦，在伦敦时装周她有一场秀。2月14日，《白日焰火》监制沈暘问柏林电影节会务主管托马斯·海勒：桂纶镁是否可以走？导演刁亦男可以否早点回国？海勒语气急迫，一连串的“NO”。电影节给剧组留了20多张颁奖礼的票。
　　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终把最佳影片金熊奖给了《白日焰火》。主演廖凡从评委梁朝伟手中接过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成为柏林电影节史上第一位华人“影帝”。
　　
　　“难以置信，看来这个梦是一直醒不了了。”导演刁亦男语带颤抖地说。2014年2月15日，第64届柏林电影节落幕，刁亦男执导的电影《白日焰火》首次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就捧走了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男主角奖也被片中男主角廖凡收入囊中。
　　2014年2月的德国柏林街头寒意阵阵，平均气温接近零度，华语艺术电影在这里却正火热地吐着股股热气，这又是一个华语艺术电影的丰年——除了《白日焰火》，娄烨执导的《推拿》也获得了最佳艺术贡献奖。三部中国影片《白日焰火》、《推拿》以及宁浩的《无人区》同时入围“竞赛单元”，另有十部华语影片在电影节其它单元亮相，虽然中国电影是柏林的常客，但这样规模，即使在柏林电影节历史上也算罕见。“中国在柏林闪光”是《好莱坞报道》封面报道的标题。
　　从1980年代初在柏林电影节有所斩获的《三个和尚》、《陌生的朋友》，到张艺谋电影《红高粱》1988年首次捧得金熊奖，再到《白日焰火》获奖，柏林见证了中国艺术电影三十年。
　　三十年过去，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3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达到217.69亿元人民币，刷新了2012年创造的170亿元纪录。
　　另一个事实是，为这个强大的市场贡献票房的，大部分都是商业电影。对于那些不得不向商业电影争取生存空间的中国艺术电影而言，这究竟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中国电影看上去不再像法国电影了”
　　
　　“它们看上去不再像法国或德国电影，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正在变化。”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利克说。
　　科斯利克所说，只是变化的一角。
　　21岁的重庆大学生周豪拍了一部叫《夜》的艺术电影，讲述一位“Moneyboy”（男妓）夜来香的生活，被柏林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王庆锵看中，成为本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大观”单元的入围影片。每年11、12月，王庆锵会专门到亚洲各地选片，这两个月里，他会密集看六十多部影片，《夜》是他在北京选片时从朋友手中发现的。
　　夜来香是一名同性恋，过着糜烂的性生活。他在一条狭窄杂乱的小巷里招徕客人时遇到同样出来“做生意”的妓女水仙，还有一位在一夜情后爱上夜来香的同性恋者玫瑰，周豪希望借此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他自己出演夜来香，影片中其他角色的扮演者也都是他的同学们。
　　科斯利克将周豪的《夜》称为本届柏林电影节“最令人惊讶的新人登场之一”，他在电影的推荐词中写道：“尽管以一部国际性影片来看，《夜》仍然是粗糙的，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周豪能涉猎如此大胆的题材，并大胆演绎，用超出他年龄的成熟，通过色彩的运用、剪辑和镜头，让影片看上去蒙上了王家卫早期影片和‘德国新电影’领军人物法斯宾德情感世界的味道。”
　　王庆锵说，他从周豪身上看到的，是中国艺术电影呈现的“新面貌”：“总有人希望用电影去表现个人对社会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这是艺术电影的传统。之前中国的艺术电影给我的主要感觉是情感是愤怒的，现在变得没那么愤怒了。”
　　周豪喜欢关注一些特殊的人，他觉得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状态很特别。周豪出生于1993年，是没有历史包袱的一代，对政治隐喻和宏大叙事不感兴趣，更关注“个体”，在拍摄题材的选择上也没有什么禁忌。他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拍得更大胆，比如全裸出镜，性的表现更直白一点，只是因为演出者都是学生才有所收敛。他还曾经拍过短片，讲述吸毒者、手淫者，沉迷于性、比较苦闷的人。
　　宁浩的电影节之路，王庆锵亦有贡献。2003年，通过朋友介绍，王庆锵看到了宁浩的首部电影处女作《香火》，看片的时候还没有中文字幕，他一边看，宁浩一边翻译，看完后，王庆锵把《香火》带到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映，随后，《香火》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大奖。王庆锵同时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节目策划，他把《香火》带到香港，这部作品成为亚洲DV竞赛单元金奖作品。
　　《香火》之后，宁浩又拍摄了自己过渡期的作品《绿草地》。之后，他陷入了对未来道路的两难选择：是拍艺术片，还是做商业片？王庆锵告诉他：做你自己想做的，一部作品能不能取得商业成功，不是导演决定的，是观众和市场的选择。
　　2014年柏林电影节，宁浩带来的《无人区》累计票房达2.2亿元人民币。王庆锵觉得，宁浩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做比较商业、给很多观众看的电影”。
　　亚洲知名制片人、马来西亚人郑碧雪是《疯狂的石头》的监制，她回忆，《疯狂的石头》时期，她的团队曾把片子拿到国际市场上卖，影片在亚洲区卖得很好，后来一家知名的法国发行商原本打算拿到法国发行，但由于某些沟通问题没有实现。“很多人看上宁浩的潜力，但他的影片国际知名度并不高，主要因为他那时还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郑碧雪说。《无人区》在柏林上映，郑碧雪认为是对宁浩国际认可度的一次试水。
　　娄烨一度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但本届柏林电影节是他在柏林的首秀。他携新作《推拿》来到柏林参赛，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娄烨“回归中国市场”的一种信号。戛纳电影节每年5月举行，在此之后，国内电影市场将进入好莱坞大片的传统“暑期档”强档，还有国产商业大片在市场分一杯羹，艺术电影要想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会变得十分艰难。而柏林电影节在每年年初举办，如果一部艺术影片在此期间获奖，凭借获奖效应，在国内电影市场可以有一番发挥空间。
　　娄烨也在改变。《推拿》是娄烨解禁之后拍摄的第二部影片，第一部《浮城谜事》经历了五个多月拉锯式的剧本审查。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题材，盲人的故事。毕飞宇原著小说《推拿》是得到“主流”认可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改编剧本不到一个星期就通过了审查。
　　
　　环境越丰腴，电影越不好看？
　　
　　“中国商业电影票房诱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拍商业片，放弃艺术电影，这让艺术电影创作变得越来越冷清，作品越来越少。市场上呈现的电影题材也日渐单一，大多是战争、动作片、都市言情。”王庆锵说。
　　在他看来，中国电影市场目前的表现和韩国有相似之处。韩国商业电影、娱乐工业强势，使得独立电影越来越式微。“韩国的独立电影并没有反映韩国人的真实生活，偶有反映社会的，都是很惨的故事，很苦的人遇上很苦的事。”王庆锵说，日本艺术电影也是如此，“社会环境太过丰腴，电影就变得不大好看”。在日本选片时，王庆锵发现，日本艺术电影如今大多讲的是很个人的东西，细节变得很小，想得不是很多，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
　　商业电影市场诱人，投资人最初会把更多的钱投向商业片，而不愿冒着赔钱的风险投资艺术电影。娄烨拍摄《推拿》时，就一度出现过融资断裂，影片几乎陷入停拍，制片人耐安重新启动融资，历经波折，才最终化险为夷。《推拿》是中、法联合制作影片，影片成本小部分来自法国，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境外融资一向稳定，问题常常出在境内融资上。“一些投资商认为今天的中国电影观众不会有兴趣看一个关于盲人的电影，这个理由让我觉得不可理解。”娄烨说。
　　对娄烨、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来说，另一个挑战来自电影审查。已经通过审查的《推拿》会在国内上映，时间待定。对于影片中存在的一些暴力和性的镜头是否会被剪掉，娄烨并没有把握，“我会尽量配合，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这不是一部关于暴力和性的电影。但是如果电影审查危及整个电影语言，我也会拒绝。”
　　“《推拿》很可能一如既往获得国际影展的热烈讨论和欧洲观众的喜爱，但在中国却不冷不热。”《综艺》杂志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对《推拿》的中国票房成绩预期并不乐观，它也道出了这些“电影节电影”普遍面对的尴尬。
　　“贾樟柯、娄烨的是作者电影，宁浩的也是作者电影。宁浩跟大众观众走在一块，娄烨和贾樟柯是和小众的观众在一块的，他们看这个世界、社会，看某些感性和理想的东西，是把个人的视角放进去，对于一般观众来说也许还不适应。每个导演做艺术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导演觉得我的片子2万人去看就够了，只要他们看完之后能从中拿走一点什么；有的导演觉得我的片子只要让大家快乐就够了。这个情况在国外也有，日本、法国、德国的一些导演在电影节受欢迎，在本土公映票房也一般，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王庆锵分析。
　　娄烨对此并不纠结，“今天的电影寻找受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已成为一个惯例，很可能导演在本土不受欢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受欢迎，这是特别正常的事。”他的底气在于，他2000年拍摄的《苏州河》曾是全球发行最卖座的艺术片之一，制片人耐安说，这部影片至今还在赚钱。
　　娄烨注意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并非由电影人创作支撑起来，而是中国观众支撑起来的。中国观众被释放的娱乐需求激活了市场，以至于那些被影评人不屑一顾的“烂片”依然有令人咋舌的票房成绩。
　　“困难的是你怎么拍电影，要想呈现什么样的电影？”娄烨说，“向票房看齐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如果电影人自己没有坚守的话，观众看腻了烂片，想看一些真正的电影时，还剩下多少优秀的艺术电影？如果一部没有，不单是中国艺术电影或者中国电影人的悲哀，也是观众的悲哀。”
　　
　　中国电影，主要的目标市场还是中国。这其实很浪费
　　
　　硬币还有另一面。
　　对于法国电影投资人大卫·阿特兰·杰克逊来说，现在正是中国艺术电影的“好时代”，他充满信心地说：“票房的飙升说明人们对电影的需求增大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制作相同类型的卖座电影，时间久了观众就会厌烦，不一样的审美和需求就会出现，这会促使制片方和发行方去探索不同受众的口味，而不是一味追求大场面、明星阵容。中国电影要发展，多样性是关键。”
　　杰克逊是法国一家专注于投资艺术电影发行、制作的电影私募基金公司Backup Media的负责人。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基金投资人超过5000人，这些投资人大多是圈外人，投资很谨慎，这使得Backup Media最初投放资金时只针对“安全”的法国艺术电影。后来他们开始面向整个欧洲电影，再到全球各地电影。Backup Media每年投资制作或发行的电影达到五十多部，包括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奥地利电影《爱》和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一次别离》之前，亚洲电影一度在这家公司的视线范围之外。
　　2013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吸引了杰克逊和他的团队，他们雄心勃勃打算在亚洲艺术电影市场有一番作为。第一大动作是邀请郑碧雪加入BackupMedia，使其成为亚洲区负责人。郑碧雪曾在刘德华创办的映艺娱乐有限公司担任市场发行部高级经理，后来又成为江志强创办的亚洲投资基金万诱引力电影的总经理，对亚洲市场非常熟悉。如今她的工作就是打电话给导演、制片人、电影公司，搞清楚他们在干嘛，电影进行到哪个阶段了，预算是多少，剧本怎么样了，为公司找到合适的可投资的项目，再请亚洲的大佬和欧洲的大佬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电影有没有国际市场潜力。
　　在Backup Media2014年的投资计划里，出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与制片方合作，涉足了范冰冰担任主演的中法合拍片《画框中的女人》。第64届柏林电影节之前，《白日焰火》入围圣丹斯电影节时，BackupMedia曾积极争取过《白日焰火》的海外发行权，最后惜败给了一家更为熟悉中国游戏规则的发行商。
　　“亚洲电影的一大好处就是拍摄成本低。”杰克逊说，成本低，意味着回报率高，“亚洲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目标市场还是中国。这其实很浪费。”杰克逊现在的目标是：建立起与亚洲电影合作的模式、让世界各国学会欣赏中国电影。
　　杰克逊说，现实确实也很残酷，在巴黎，每周有15部电影上映，没有人会眼巴巴等着中国电影：“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现在要确保的是这些电影能够真正被投放到市场。”
　　最重要的是找准导演。“冯小刚、宁浩的电影每个人都想看，因为观众都知道他们的片子有意思。中外电影都有这种‘导演文化’，我们都会被同样的主题感动，比如爱、食物等。我们必须很快把这种现象资本化，现在的电影产业缺它。”杰克逊盘算道，国外投资商最喜欢的是姜文，“他是一个会用不同角度讲故事的人”。杰克逊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下一个姜文，抓住他，与他合作。
　　要把一部艺术影片推向国际市场，有很多工作要做：修改剧本，投资制作，找到靠谱的销售，向国际市场营销，再把片子带到柏林等电影节试片。有时候，他们也会通过关系网找到记者、媒体，和他们交流，让他们先兴奋起来，“营造出一种万众期待的感觉”。杰克逊说，“对的海报、对的预告，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这一系列流程至少需要3个月。但亚洲电影往往不这么办。“他们总是在电影节前才想到这些手段，其实一切在电影节开幕前6个月就需要动工了。临时宣传成功率不高。如果是我们，很早就会准备好方案A、B、C，随时应对任何可能的突发状况。”杰克逊说，亚洲人在电影制作发行上的另一个弱点是：“他们对剧本重视程度没有欧洲高。这需要改进。”
　　在欧洲，政府对艺术电影表现出极大的支持。王庆锵说，法国政府每年掏出6000万欧元支持50部外国电影，这还不包括针对本土电影的。“你想象不出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会这样投钱到电影文化里面，不是电影工业，是电影文化。”在国内，市场总是被少数几部商业片垄断。观众看不到A，只能看B。艺术电影要在国内发展，还需要环境再宽松些、多一点空间，来包容更多不同的题材。
　　《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正式首映之前，曾进行了两场小范围的市场放映。放映结束后，影片卖到了4个地区：法国、伊朗、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这只是一个开始。”监制沈暘说，“老外在说到发行的时候，哪怕是好莱坞，都是长远来考虑销售资金回笼这件事。他们考量的时间线是十到二十年，不像我们国内的整个市场，特别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