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土著，不仅是对一种即将消逝的文化充满同情的伤怀，不仅是对少数人群的倾注热情的关切。屈服在非理性进步论“发展”车轮之下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
　　
　　每个文明社会都有“王阳明”
　　
　　1528年，以兵部尚书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的王阳明，在广西大藤峡地区镇压了当地八寨山民旷日持久的抗争，超过15000名原著民殉难。在这数年之前，他还在南赣巡抚的任上，同样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使明帝国获得对闽粤赣交界山区的直接控制，代价则是超过25000名山地居民殁于是役。然而，令人感慨的是，王阳明在征服这些地区后，所作的一系列重建工作，包括添设县治，恢复社学，兴建书院，以移风俗。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在称颂阳明先生的“文治武功”时，是否还记得大藤峡边、溪谷山峒中的棚屋洞寨居民呢？无论是王守仁坚信的“教化”使命，还是面对“北边”来自武装游牧者日益增长的资源—人口压力，明政府为寻求新的增长点，不得不将压力转移到南方那些未曾绥服的山地人群的深层原因(更多的可耕地、更多的赋役提供者)，都很难掩盖“文明”与国家对土著居民造成的深刻伤害。何况，这还为日后酿成更大人口—资源灾难的两广“土客械斗”埋下了悠久的伏笔。
　　
　　无独有偶，19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为保护日益扩张的农业定居点，防止印第安人通过，建成一个“从安第斯山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总长度达一千六百公里”的防御体系。多位阿根廷领导人都很满意这种缓慢推进蚕食印第安领土的防御体系，并公开提倡对印第安人发动侵略战争。“最后，1878年，政府认可了‘屠杀方案’”，派士兵进入了印第安人的领土范围，执行“伟大的文明工程”和“人道的征服”。“六个月内，边界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公里，……五千多名印第安人被逮捕或杀害，国家的农业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在这场战役中，“印第安人的定居点遭到肆无忌惮的破坏和抢劫，……他们的女人‘自愿’成为战士与移居者的妻子。……到1913—1914年间，只有一百来个特维尔切人幸存下来，到1925年时佩尔切人几乎绝种。”
　　
　　“至少在六千年前国家出现之后，土著居民就一直致力于政治斗争，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资源不被中央集权社会逐渐渗入。”这场关于“文明”与“少数群体”的战斗，在人类史上从没有停止过，每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都是“阿根廷”，每个文明社会都有自己的“王阳明”。即便当我不无感慨地写下开篇这段文字时，我依然是一个现代发展社会的受益者，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关注全世界约3.5亿个分属五千多个不同语种或种族群体的土著居民。他们不是生活在古代文献或异域风俗志中的幻象，他们生活在当下，“土著居民并没有消失。他们仍在反抗，并欲求国际社团的支持。”
　　
　　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像《发展的受害者》的作者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博德利教授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揭露并减少隐藏在许多不公正的政府政策和行为下的种族中心主义、误解和无知，……为支持土著居民的斗争尽自己一份力”，让曾经的悲剧不再重演，生命不再凋零，让文明的果实能为所有人分享。
　　
　　现代化进程中急需抹去的“污迹”
　　
　　社会总在进步，尽管有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军事武力带来的政府控制，结束了边界的非法过程，开启了正式、有效的管理过程”，土著社会逐渐被接受为国家的一部分。然而，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现代观”塑造了文明国家追求发展的“进步”伦理，而每个生活在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都有可能是现代化进程中急需抹去的“污迹”。边界上的少数族群不再遭受灭绝对待，与此同时，他们成为国家改造的对象。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俄国革命后的新政府发现“部落民还生活在苏维埃宪法之外，需要‘极度的拯救措施’，并‘迅速将土著居民纳入苏联当局的权威中’”。政府组织“驯鹿拖运的红色帐篷或船只，试图尾随游牧民，并给他们灌输政治思想，给他们提供文化项目、医疗和教育。……那些抵制新计划的首领遭到攻击，他们被赶下台并被部落结盟所取代。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要消除游牧制度，使部落居民集中居住，以便更易进行管理”。(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可是，苏联政府的“良好用心”并没有产生美好的果实。集中管理后的土著居民中，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上升。有资料显示，甚至在最近20年间，楚克奇的死亡率指数都比俄罗斯联邦的平均指数高1倍，而婴儿死亡率指数竟高出2—3倍。失去以往生活方式后的酗酒，随之导致的传统断绝，不加考虑地把土著人从所谓“没有前途”的小营地迁往大村镇，是土著人口下降、文化渐趋湮灭的主要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白令海峡对岸的北极圈地区，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同样受到了来自“文明”社会的冲击。政府和殖民地官员完全忽视土著社会传统文化，武断执行的“文明”计划，非但没有缩短文明的距离，反而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甚至严重冲突。
　　
　　大约在1890年，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对人类学研究产生兴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支持与土著居民有关的人类学研究。最著名的莫过于杰出的功能主义者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帮助当局在南非和澳洲建立人类学系并进行专门训练。尽管我们很难脱离历史来评价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在殖民时代的所作所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最大程度地促成了人们对土著文化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并努力在“工作中保持中立立场，避免卷入政策的制定。”
　　
　　文化霸权带来的冲击
　　
　　然而，在文化中处于劣势的部落群体，在“文明化”的过程中，也难以抗拒文化霸权带来的冲击。对苏丹部落儿童有过这样记录：“游牧民在学校读了两年书，返回家后却连放牛的技巧也不懂，他们身体太‘弱’，无法再适应传统生活的需要。”一位法国读者从法属西非小学生使用的教材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课文：“土著为白人工作有好处，因为白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比土著居民更文明……有一天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我的孩子，你是聪明勤奋的人，总是要帮助白人完成他们的任务，这是你的责任。”
　　
　　“文明化”的伤害不仅出现在土著文化上，也同样出现在他们的身体上。“土著居民转到以进口加工食品为基础的饮食上之后，营养不良、牙科毛病和各种其他与营养有关的失调急剧增加。”
　　
　　30年代对因纽特人的检查表明，在完全依赖传统食物生存的人们中间，没有发现蛀牙，“而在食用从便利店购买现成食品的群体中，有约20%的人出现了蛀牙。当因纽特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或购买现成食物时，这个数字超过了3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48%，“而牙科治疗并没有随着新食物一起出现”，失去了牙齿会减弱人们对许多诸如肺结核之类新疾病的抵抗能力。在这点上，旅行时给异域儿童分发糖果的“文明”观光客难辞其咎。
　　
　　发展的代价还不止于此，在传统社会，“进口食物与强大的外来者一样，被视为更高声望的象征”。这种价值观不期产生了荒谬的结果，在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中，“明明他们自己的河里有大量高蛋白的鱼，他们却消费进口的罐装金枪鱼”。另一个部落社会的例子告诉我们，“母亲给他们的小孩喂奶时，喜欢用不卫生但知名度高的奶瓶，以及昂贵和不够营养的罐装奶粉”———多么似曾相识的情景。
　　
　　我们关心他者，因为感同身受
　　
　　在文明化过程中，众多部落或传统文化的确不无遗憾地消逝或衰落了，有些人群和他们的文化一起，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之前，就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历史遗迹和博物馆中的藏品。不过那些幸存者们以比我们想象更加坚韧的主动性，融入了世界体系，成为人类文明的骄傲。
　　
　　1970年，加拿大西北区德尼族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发现了油田，加拿大政府为输出能源，把北极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管道输往加拿大南部和美国的举动，威胁到德尼族人的社会与文化。在“土地和团结”的口号下，德尼族人形成了加拿大西北地区印第安人兄弟会，将各个分散的部落整合成一个政治组织，为土地权和独立生存权而斗争。1974年，德尼族人一致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权利，他们想要土地，而不是钱。第二年，二百五十名德尼族人起草了一份德尼族宣言，指出他们是“加拿大西北区的多数民族”，宣布要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和“国家”。
　　
　　1981年，德尼族人为土地及政治自由而斗争，离正式建立土著权利联盟的成功也越来越近。经过多年努力，五个德尼族人建立的“德尼族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000年，其中萨图和戈维奇应部落的德尼族和北极西部大因纽特人组成土著管道集团，成为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第三个商业伙伴，“……而土著集团在二十年内，每年获得一千万到两千万美元的收入”。
　　
　　德尼族人收获了并不辉煌的胜利。然而，菲律宾的土著部落还面临大坝修建、采矿和商业活动的威胁；亚马逊印第安人还要为雨林和传统生活而战；澳洲土著还要与牧场和羊群抗争。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3.5亿“正在为重新控制生活及资源而斗争的土著居民”。
　　
　　我们关心土著，不仅是对一种即将消逝的文化充满同情的伤怀，不仅是对少数人群倾注热情的关切。我们关心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屈服在非理性进步论“发展”车轮之下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本身。我们如此关心他者，是因为感同身受。诚如《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开篇所言：我们应该“确认土著居民与所有其他人民完全平等，同时承认所有人民均有权与众不同，有权自认与众不同，并有权因此得到尊重”。（作者：张经纬人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