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花莲独立怎么办？”
　　
　　走进这家地下的小书店时，主讲人正这样问。他背后的黑板上写下了若干问句，最后一个是“如果台湾独立怎么办？”
　　
　　卅多名听众都年轻，满脸好奇与困惑。
　　
　　“要运用你们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果”，讲桌上摆着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表明他关心的不是结论，而是思维的过程—一切应该、也都可以被辩论与想象。
　　
　　我站在最后一排，内心一阵慌张，像是闯入了一场密谋。在公开场合听人讨论“台湾独立”，对于我还是第一次，它充满了触碰禁忌的快感与紧张。
　　
　　在大陆，统一是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也是普遍性的文化与社会心理，没一位领导人敢承担失去台湾的历史责任。这种情绪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到来，而更为强烈。
　　
　　而在台湾，国民党政权长期压抑“台独”论调，它是少数异议人士的标签。过去十多年，它被频繁的提及，却是政治操纵的延伸，它是与选票相关的政治姿态，人们还无暇了解它深入文化与社会含义。
　　
　　“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像美国一样繁荣和开放，台湾还想独立吗？”我问。现场气氛激发起我体内某种微妙的情绪，我想为我经常批评的中国做出辩护—我和你们一样，不喜欢这个政治的中国，只要它改变了，我们的障碍也就消失了，我们分享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肤色。
　　
　　潜意识里，我觉得台湾人太过自我沉溺了，中国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灵感与刺激，他们明明可以理解北京、西安与昆明，却总是只谈论台南、基隆与恒春。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重新发现唐代的诗歌、明代的建筑，了解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却总是执着于台湾的眼前事务。对所有地区与民族来说，只要你有能力了解他人的故事，才可能理解自己。倘若没有发现世界的旅程，任何自我探寻都有可能掉入自溺、封闭的陷阱，它变成了一种部落主义。
　　
　　没人给出我答案。但我很快意识到，我的态度中流露着多少傲慢。试图用庞大中国市场来吸引台湾的经济思维是浅薄的，但我的这种政治思维同样堪忧。
　　
　　第二天，我前往鹿港旅行。正是一个雨夜，妈祖庙的灯笼闪耀，我是最后一家亮灯的排档里的最后一位客人。消瘦的老板曾是大陆台商潮人的一员。不过，他此刻最感兴趣的是向我解释台湾历史，讲解《旧金山合约》的来龙去脉。
　　
　　这真是个让人震惊的一刻，我没想到一个夜市老板，会对这样一个合约耿耿于怀。我多少感到，他在藉此表达，台湾人本应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隔日，我在鹿港老街上一间堆满书籍的房间里，听一位青年讲述鹿港的传统，他放弃在台北的工作，回来寻找自己家乡的故事，他兴奋的给我展示一组鹿港的铅笔素描，难道它们不像巴黎的街头素描一样动人吗？
　　
　　这是几个月前我在台湾旅行时的偶遇，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一种新台湾共识已然形成。它不再是简单的“统独”，而是台湾人主体意识的日渐成熟，虽然其中仍有种种缺陷。
　　
　　在书店的讨论结束前，主讲者说，如果花莲要独立了，台湾就必须深入思考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他还鼓励每个人去想象那些不可思议的时刻，这一时刻可能是台湾独立，也可能是台北街头再次插上五星红旗。这种思考或许没有直接的现实作用，却能帮助打破头脑中的禁区，让暧昧地带变得清晰，从而催生出更理性的判断。
　　
　　中国对于台湾的理解，尚未真正开始。它既对台湾的历史复杂性、人们情感的创伤历史缺乏了解，更没有勇气打破禁忌，直接谈论敏感问题。在这种理解之旅开始前，所有政治谈判、经济协议，都显得多么脆弱与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