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迁移，并不是推力(国内的贫困)与拉力(国外的财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促使她们决定到海外工作的是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家庭失和、在家乡没有生活目标和选择权等。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女性移工单纯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是跨国人力中介的商品。她们透过能动性的施展，以及意义的改造，来对抗身处的结构限制。她们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摆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
　　
　　全球化时代的异文化遭遇
　　
　　2009年的秋天，有个在幼儿园供职的朋友前来找我，她的一位菲律宾同事夫妇要在沪上租房，但与房屋中介沟通的过程中，希望能有人做翻译。在浦东一个地铁站的门口，我第一次在现实中遇到菲律宾人：在一家国际幼儿园做老师的汉娜，她从事外企口语教学的先生，和先生从事家政工作的姐姐。有些亚欧混血模样的汉娜，不开口便和华人毫无区别的丈夫，以及颇有南岛人特征的姐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让我突然找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感觉。
　　
　　如果说这次遭遇算得上是我对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地方版的初体验，那么对于《灰姑娘》中的台湾居民来说，这种体验早在数十年前，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的“四小龙”时代就已深入他们的生活。
　　
　　世界经济体系的当代格局促使资本流入成本最低地区，获取最高收益的同时，也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到了资本汇聚之地。其中便包括了来自曾经“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跨国劳工们。当经济发展推动台湾社会阶层普遍向上流动的同时，也把那些在象征层面上位于社会下层的空间留给了外来劳工，而这些下层空间很大一部分就属于家庭劳动。
　　
　　而保姆与主家的故事，如同“媳妇与婆婆”之间的经典对立，已经有了无数版本，而这次，究竟是刁难的主人遇上了倒霉的保姆，还是精明的保姆碰上了顽固的主家？这类陈词滥调，只是加入了全球化的作料，变成一锅什锦料理？或者都不是？
　　
　　“生产的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贸易、金融的成长，并重新形塑‘新国际分工’的地景……这样的网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两种跨国人力流动：第一种是来自西方核心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经理阶层，他们穿着套装、提着公文包，在位处商业金融区、附有冷气空调的高楼大厦上班；第二种迁移流动则是低劳动成本的亚洲移工，他们的身影或出现在血汗工厂与建筑工地中，或从事倒垃圾及照顾小孩的工作，隐身在全球化城市的炫目外观之下。”
　　
　　大多数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持批评态度的左派评论家们(大多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属此列)往往乐于抨击全球化、市场化对传统社会、地方文化的冲击，这种愿望固然美好，但那些新近铺设的柏油公路，接通国际航线，已经源源不断地将“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带到了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满足了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需求。在理论家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大张挞伐的同时，那些被资本流向吸引而来的人群却已经悄然无声地潜入了“发达”地区。如《灰姑娘》的作者所言，他(她)们固然受到“契约束缚、债务重担、地域规范等重重中介与约束”，可真正将他(她)们吸引而来的其实仍是基于个体主义的能动性。
　　
　　会变身的灰姑娘
　　
　　菲律宾朋友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4000元人民币以内的月租，换取不少于两室一厅的住房，而我需要在中介与房东之间为他们沟通。每当我将房东的条件用英语传达后，他们便用他加禄语相互交谈。不是嫌房租偏高，便是房屋空间促狭，走了三个街区，看了四五套房后，我也心生倦怠：要求还真多！
　　
　　外来劳工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每天傍晚的台北街头……人行道上等候垃圾车抵达的人群中，聚集在角落的‘与众不同’的一小群人，她们的肤色较深，使用多数台湾人听不懂的方言聊天……当地民众对她们的存在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些冷漠以待，有些人好奇探看，也有些人面露嫌恶神色。”
　　
　　外来者是廉价劳动力，异域来客，是文化上的“他者”，是工作竞争者，她们可能分享不到社会福利、接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但他们更本质上，都是作为个体的平等的人———无论是女佣还是体力劳动者。他(她)们不是笼而统之、千人一面的“菲佣”或“泰劳”，而是具体鲜活的个人，那么如何打破刻板印象的面具将“聚集在角落的‘与众不同’的一小群肤色较深、语言不通”的社会隐形人还原成个性鲜明的个体，便是蓝佩嘉做的最大努力。
　　
　　每个性格各异的跨国女工，会遇到她们脾性不同的雇主，有人与主家和睦无碍，有的被主家剥削却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主妇，而有的则彻底选择了逃跑。如果我们抹去她们标识出异国文化的姓名———何塞、玛利亚———换上任何一个熟悉的华人名字，这些基于人性本身的行为互动并无不同，只是多加入了一些异文化的色彩与文化网络。
　　
　　“某个周日，Luisa的雇主很早就出门了，因此她没带衣服出来换，直接穿戴她的周日装扮(穿洋装、化妆、还挑染了几撮白发)，大喇喇地走出雇主的公寓。她在电梯里遇到邻居，他惊讶地对Luisa上下打量。之后，整栋楼的邻居都在传述这项八卦，他们告诉Luisa的雇主：‘Luisa出门时像个电影明星！她身上还擦香水！’”
　　
　　雇主在聘雇市场代理者处理家务、照顾孩子与老人，捍卫自身道德化的妻子与母亲形象的同时，还要记得她们的女佣在午夜来临之际，也有可能变身“灰姑娘”。身为女佣的异国劳工复杂多样的生活在《灰姑娘》中展现得丰富多彩：她们有可能成为女主人的倾诉对象；对孩子而言，比母亲更亲的亲人；主人家免费的外语老师；女主人在性别、权威上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她们还会参加外来劳工的聚会，提出权利方面的诉求，追求自己平等的权益，脱离了家庭这个狭小的环境，脱开了“女佣”这个去性别、去身份的角色，她们便成了芸芸众生中平等的一员。
　　
　　“不像Luisa一样在雇主面前掩饰先前的背景，Trinada反而有意识地展现他在法律上的中产阶级位置和生活方式。她以挑战雇主的英文以及拒绝他们对移工的负面评价来质疑雇主的权威。她抗拒毕恭毕敬的工作态度，并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以提升自己在雇主家里的地位，犹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不让他们看轻我’”。
　　
　　如何分享现代化
　　
　　经过了整个下午，走了好几个街区，我的菲律宾朋友还是没能找到心仪的住处，我们对对方都怀着歉意。最后，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超市，他们请我们帮忙寻找一种越南进口的玻璃瓶装虾酱，据说这种虾酱调味的菜肴最接近菲律宾口味，只是他们一般很难搞清中国超市的分类。于是我们在一堆泰国的香料和印度的咖喱之中搜索越南虾酱，最后，从瓶装鱼露的缝隙间，我找到了这种写着拉丁字母越南文，画着大虾图案的“虾子酱”。菲律宾朋友表示无限感谢，说是以后还要邀请我参加聚会———虽然此后我再未见过他们。
　　
　　走在上海的街头，形色匆匆的路人中有金发碧眼的欧洲裔人士，三五成群的非洲裔，也有不太容易辨认的各国亚裔。数量众多的非洲人群生活在广州，北京拥有庞大的韩国人社区，而上海刚成为外籍人士生活最多的城市。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人群离开自己的家乡，和资本的流向保持一致，流入他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与那瓶“虾酱”走过一样的路线。
　　
　　并非所有的外来移工，都能获得相等的权利，“移工人权的现状，突显出经济的不平等、种族/族群的歧视，以及国际/公民身份的排他等三个面向的不公不义。这些议题，不只涉及移工个人的权益，也攸关台湾民主赖以茁壮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发展……要落实民主深化、人权立国等原则，必须正视非公民的外国住民———尤其是其中居于阶级与族群弱势的外国人———作为台湾社会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今天，化身为“灰姑娘”的外来移工，只是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经济一体化浪潮上的一座浮标，支撑经济发展的，更多的是那些与“外来移工”一字之差的“外来工”。地域与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仍在困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多元共荣的‘地球村’只是表象或神话，除非，我们愿意正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并且积极促成民主平等的政治行动与制度改革”。只有用“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和自省性的文化态度，来打破国族中心的地域主义和社会歧视的隐形界线”，才能让经济发展的果实为所有人尽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