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女孩项炜伊的生还，据说是被称为“奇迹”的。想想也是。如果16号车厢真被吊起来放到桥下清理，她还能捡回一条命吗？偏偏这事发生在温州，偏偏温州有个特警队长邵曳戎，偏偏邵曳戎投了反对票，偏偏这反对票还有效，这可真是个奇迹。

    是的，奇迹。因为我们的现实，从来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即便是同级，正职发出的指令，副职就不敢唱反调，只有执行的份。虽然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那“将”几乎从不可能“在外”。就算“在外”，“君命”也近在心中。投反对票？咱没那个习惯，也不会有那个想法。

    于是，本国所有的立项，三峡、高铁、动车，还有全国各地的这楼那楼，这路那路，这桥那桥，都能顺利通过论证。没人投反对票，投了也不管用。结果，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架大桥，眼看他桥断了；眼看他开快车，眼看他车翻了。社会和公众，只能徒唤奈何！

    幸亏温州还有个邵曳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首先是得到真相的希望。对这事，我原本颇有“杞人之忧”。根据以往的经验，所谓“真相”，常常是调查的过程，公众一无所知。其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也一无所知。只知道最后有一个“官方结论”，还是不容置疑，不得讨论的。这对大人们来说，自然省事省心。但我等小人，却未免七上八下，满腹狐疑。我们会胡思乱想、疑神疑鬼：这会不会是领导拍脑袋、定调子，再由专家找证据、做论证，最后由新华社发通稿，昭告天下，一锤定音？我但愿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小人也是人，也是公民一分子，该不该有个交代，让我等也放点心呢？

    何况谁都知道，人类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人与人，也难免意见分歧。那么大一件事，意见高度一致，不可疑吗？我不是说，一定得有反对意见。更不是说，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限期拖下去。那可真是“清谈误国”了。但你总得让人相信，你们的调查是认真负责，是不仅对领导负责，更对人民负责的。这就只能坦诚地公布一切细节，包括反对意见。也就是说，公众要求的，只是公开、透明，以及公正、客观。

    至于立项的时候，就更应该如此。总不能每回都是出了人命，才想到总结教训。这“学费”也太昂贵了！就说高铁这事，并不是没有专家表示过质疑。据《时代周报》令狐补充的文章，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高速办周翊民，铁道科学院研究员、轮对专家臧其吉，就曾有过异议和直言。但被视为“杂音”，很快“消声”。

    没错，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高铁和动车就建错了。这种技术活，我没资格发言，还是听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为好。但即便无知愚钝如我等，也知道当时如果能够多听不同意见，事情总不至于坏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又为什么不听？因为长官不乐意，而长官又总是“正确英明”。在本国，一个人，只要当了官，尤其是当了一把手，就俨然是“十项全能冠军”，是“真理的化身”。政治他懂，经济他懂，科学技术他也懂。结果，不是“人命关天”，是“长官意志大于天”。

    长官的牛皮哄哄、刚愎自用，其实是惯出来的。因为他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不同意见。就算有，也会有人替他屏蔽。更何况，又有几个人会直言相告呢？从不投反对票，是“不给政府添乱”啊！

    结果，是楼塌桥断，车毁人亡。老百姓遭殃，长官自己也倒霉。

    显然，反对票是个好东西。至少，它能保证决策科学，防患未然，可谓利民利国，兴业兴邦。这样的好东西，不该是“奇迹”。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当反对派；也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投反对票。但，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一个社会，如果人人事事，都是“皇上圣明，领导英明”，那就是表面上的“和谐”，骨子里的“溃烂”。

    好在我们有了邵曳戎。有邵曳戎的榜样，有邵曳戎的精神，弄清真相有了希望，社会改良也有了希望。因为只要向他学习，哪怕每个人只学一回，我们就可以生活在常态之中，不必寄希望于“奇迹”。

    邵曳戎，还有那些第一时间就去救援的温州人，才是“共和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