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女童小悦悦被两辆车碾压，18路人见死不救，引发全民热议。10月18日，广东省委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有人提出要立法设立“见死不救罪”，再次引发新的争论。

    治愈“冷漠病”能靠严刑峻法吗？支持派找出西方法治国家的相关立法，比如《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说到“见死不救罪”，中国现行的刑法里也不是没有——刑法总则里有“不作为的犯罪”，就是有“必须作为的义务”而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就构成犯罪。教科书所举的典型例子是，当班医生拒绝抢救病人。但吊诡的是，据我所知，除一些把无钱的病人送到野外，致其死亡的案子，医生因为病人无钱，就是不实施治疗导致死亡的，几乎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如，2005年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里，来京找工作的王建民因无钱治病，生生地在抢救室边上死掉了，警方也没有追究医生的“见死不救罪”。

    刑法里既有的“见死不救罪”，都无法得到执行；有明确救人责任的医生，都难受到追究，凭什么认为我们立一条“见死不救罪”，那些既不懂急救知识，又与被救者萍水相逢的路人，就道德水平飙升去救人了？至于法律该怎么界定“见死”、“不救”，更是个麻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网上呈现出来的道德水准，比现实生活高出一大截。比如，同属佛山市的顺德公交公司决定在行业设立“扶人奖”，每次奖300元，有重大影响的奖500元。但网上的微型投票显示，居然有七成人反对，理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行为，不需要靠金钱去引导。这是何等的“高大全”啊！但，往往在网上被视为“正常”的扶人一把，在现实中却成为“不正常”。这种“道德落差”值得反思。与其谴责他人人格的卑下，不如思考如何让公民的行善之路更加平坦。

    比如，当公民因为救人而惹上麻烦，比如被诬为肇事者；或者因为救助不当，扩大了损害；或者救助时自己受到伤害，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否提供便捷、全面、人性的保障机制，替救人者分担，乃至承担起全部责任？让行善者对救人有明确的预期，不再惴惴于潜在、不可测的风险。上述提到的顺德的“扶人奖”只是一个微小的地方。

    宏观上的制度保障应包括：法律明确责任；政府的积极投入；法院杜绝“彭宇式”的冤案；发达的民间组织、律师给予帮助；舆论的坚定支持等等。比如，2006年在美国蒙哥马利市，一辆运老年人的公车的升降机突然坏了，当时赴美探亲的沈先生就帮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下车，结果摔成颈椎骨折。之后沈先生起诉市政府违反了美国《残障者法案》，最终市政府主动赔偿了360万美元；其实政府也不担心赔不出来，因为还有保险公司的支持……这就在制度上有效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有学者称之为“让制度扶起老人”，扶起小悦悦，也需要一个温暖、可靠的制度。

    总之，法律明确，风险合理分摊，以及强大的民间组织支撑等等，会让助人者没有后顾之忧，此时助人才能为乐。这才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完成了这些制度保障，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才会有质的提升，那时方可引进法治先进国家的有关“见死不救罪”的规定。
（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