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何年告别“囧途”
2013-2-6 10:12:27 来源：凤凰自由谈 我要评论（）
30年来，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的民众以巨大的坚韧和忍耐，在出门谋生和回家过年之间奔波，从1980年的过亿人次到2013年的34多亿人次，汇成极为巨大的人流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动，在求得生存发展与共叙天伦间取得艰难的平衡，其中的悲欣，为世界仅见。
春运是什么？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春运将至，对于绝大多数思乡心切的人来说，乡愁是一张薄薄的火车票。正如歌里唱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和“回家”的紧密联系，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是春运客流集中暴发的原因之一。在这变迁的时代，在外工作的游子们，选择在春节回家团聚，重温家庭的价值。
在中国，“春运”并不是一个新词。
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人员大幅增多，“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是在1981年3月。当年，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
此后，春运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而春运的客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走高。1994年，春运期间的全国客运量超过10亿人次，2006年这个数字突破20亿，2012年突破30亿。
春运可谓当今世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近两年，中国春运旅客总量都在30亿人次以上，几乎相当于要在40天内帮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放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春运回家难不是今年独有的现象。近20年来，尽管运力增加，但春运火车票的难求程度，一年胜过一年。观察春运一票难求问题，它是和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流动加快高度重叠的。在10多年前，中国社会虽然也存在春运买票难现象，但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般严重。这里的根源，就在于人口流动的加快。
无论是实名制还是网络购票，都无法解决中国铁路运能与需求严重脱节的根本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那么多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到了过年死活都要离开城市，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城市工作十年，对他们来说，城市依然不是家乡。过年一定要回家乡。
何日春运不再难？
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人所共知，包括一亿多农民工在内的两亿多民众，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中国人固有的春节情结在内，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外来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
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又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给交通运输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市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间的差距逐渐缩小，那么，春运的压力势必会比现在小得多。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才是真正造成中国式春运及一票难求现象的根源，短期的运能不足不过是它的外在表现。
近些年来，舆论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中国高层也表态要进行户籍改革，要求各地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许多中小城市开始降低户籍门槛，吸纳农民工成为市民。有官员还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不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市民待遇仍困难重重。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因为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如果北京、上海大城市放开户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财政难堪重负，因此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春运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
解决春运问题，只能交给时间
针对现在春运的矛盾，不少人都开出了药方，试图解决春运矛盾，但是这些药方都没有触及到春运问题的实质。比如，鼓励外来人口留在当地过年，这也就是鼓励而已了，众所周知，回家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需求，是情感上的“刚需”，这种需求是难以回避和压抑的，所以显然压抑人们的情感需求并不合适。
那“涨价说”呢？其实无论是涨价还是排队，都无法触及春运最核心的矛盾，即运力不足。其实无论是涨价还是排队，都是可以满足最想回家的那一部分人，无非是评判标准不同，一个是靠金钱，一个是靠时间。所以在铁路运力没有大幅度提升，人们观念没有根本性改变，城市化还停留在伪城市化的今天，种种方案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效果也达不到。
回家过年的观念根深蒂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但是至少可以在生活的体验上让人觉得留在城市过年也很美好。农民工不是随意丢弃的抹布，他们为城市同样付出了汗水，给予他们福利与温暖也是理所当然。只有在观念上、生活中，他们真正的融入了这个城市，回家过年的思绪才有可能渐渐改变，否则，无论是多远的远方，一定会有他们的“家”。
另一个方面则是宏观上关于经济结构层面的，要解决这种人潮流动，特别是购票难、乘车难等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减少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我们的经济结构布局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东部沿海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吸纳了大量就业。由于大规模的异地就业，才会出现动辄上亿人的流动。
春运不只是一段非常艰辛的交通时段，还是一种中国化的情景。它有着极其分裂的两面：一面是几亿人明知代价不菲的跋涉旅行，另一面则是春节、团圆、平安之类的家庭重聚。人们像候鸟一样，选择在某个时间上路，奔波于春运的正反两面之间。为了重聚，虽有跋涉而在所不辞，其中的感情力量无可阻挡。虽然也有不眠不休的等待、失望或盼望，不安或愤怒等种种情绪。
没人能以动听的辞令化解风雪，谁也不能对春运的难题一笑置之，总之，谁也不能取消人们在春运途中的苦楚。春运那分裂的两面让各种问题尖锐化，以年为周期显示旅程与团圆之间的裂痕。有一张经典的新闻图片诠释了这份内在的伤感：在宁波工作的白先生送别回甘肃老家过年的父母，父母在车窗上写下“保重”两个字。无需更多言语，也把这两字送给所有旅途中人，馨香以祝，春运平安。
每一位踏上拥挤旅途的人，都值得同情，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春运是什么？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春运将至，对于绝大多数思乡心切的人来说，乡愁是一张薄薄的火车票。正如歌里唱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和“回家”的紧密联系，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是春运客流集中暴发的原因之一。在这变迁的时代，在外工作的游子们，选择在春节回家团聚，重温家庭的价值。
在中国，“春运”并不是一个新词。
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人员大幅增多，“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是在1981年3月。当年，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
此后，春运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而春运的客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走高。1994年，春运期间的全国客运量超过10亿人次，2006年这个数字突破20亿，2012年突破30亿。
春运可谓当今世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近两年，中国春运旅客总量都在30亿人次以上，几乎相当于要在40天内帮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放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春运回家难不是今年独有的现象。近20年来，尽管运力增加，但春运火车票的难求程度，一年胜过一年。观察春运一票难求问题，它是和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流动加快高度重叠的。在10多年前，中国社会虽然也存在春运买票难现象，但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般严重。这里的根源，就在于人口流动的加快。
无论是实名制还是网络购票，都无法解决中国铁路运能与需求严重脱节的根本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那么多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到了过年死活都要离开城市，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城市工作十年，对他们来说，城市依然不是家乡。过年一定要回家乡。
何日春运不再难？
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人所共知，包括一亿多农民工在内的两亿多民众，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中国人固有的春节情结在内，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外来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
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又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给交通运输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市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间的差距逐渐缩小，那么，春运的压力势必会比现在小得多。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才是真正造成中国式春运及一票难求现象的根源，短期的运能不足不过是它的外在表现。
近些年来，舆论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中国高层也表态要进行户籍改革，要求各地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许多中小城市开始降低户籍门槛，吸纳农民工成为市民。有官员还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不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市民待遇仍困难重重。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因为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如果北京、上海大城市放开户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财政难堪重负，因此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春运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
解决春运问题，只能交给时间
针对现在春运的矛盾，不少人都开出了药方，试图解决春运矛盾，但是这些药方都没有触及到春运问题的实质。比如，鼓励外来人口留在当地过年，这也就是鼓励而已了，众所周知，回家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需求，是情感上的“刚需”，这种需求是难以回避和压抑的，所以显然压抑人们的情感需求并不合适。
那“涨价说”呢？其实无论是涨价还是排队，都无法触及春运最核心的矛盾，即运力不足。其实无论是涨价还是排队，都是可以满足最想回家的那一部分人，无非是评判标准不同，一个是靠金钱，一个是靠时间。所以在铁路运力没有大幅度提升，人们观念没有根本性改变，城市化还停留在伪城市化的今天，种种方案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效果也达不到。
回家过年的观念根深蒂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但是至少可以在生活的体验上让人觉得留在城市过年也很美好。农民工不是随意丢弃的抹布，他们为城市同样付出了汗水，给予他们福利与温暖也是理所当然。只有在观念上、生活中，他们真正的融入了这个城市，回家过年的思绪才有可能渐渐改变，否则，无论是多远的远方，一定会有他们的“家”。
另一个方面则是宏观上关于经济结构层面的，要解决这种人潮流动，特别是购票难、乘车难等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减少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我们的经济结构布局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东部沿海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吸纳了大量就业。由于大规模的异地就业，才会出现动辄上亿人的流动。
春运不只是一段非常艰辛的交通时段，还是一种中国化的情景。它有着极其分裂的两面：一面是几亿人明知代价不菲的跋涉旅行，另一面则是春节、团圆、平安之类的家庭重聚。人们像候鸟一样，选择在某个时间上路，奔波于春运的正反两面之间。为了重聚，虽有跋涉而在所不辞，其中的感情力量无可阻挡。虽然也有不眠不休的等待、失望或盼望，不安或愤怒等种种情绪。
没人能以动听的辞令化解风雪，谁也不能对春运的难题一笑置之，总之，谁也不能取消人们在春运途中的苦楚。春运那分裂的两面让各种问题尖锐化，以年为周期显示旅程与团圆之间的裂痕。有一张经典的新闻图片诠释了这份内在的伤感：在宁波工作的白先生送别回甘肃老家过年的父母，父母在车窗上写下“保重”两个字。无需更多言语，也把这两字送给所有旅途中人，馨香以祝，春运平安。
每一位踏上拥挤旅途的人，都值得同情，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