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南方科技大学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六月愈发喧腾，先是因其教改班的45名学生联袂发布公开信拒绝参加高考，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在如火如荼的高考第二日，即6月8日，千呼万唤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台，从7月1日起正式实施。当天，深圳市政府《政府公报》刊载了全文。

    《办法》被誉为中国高校第一部“基本法”。它最大的亮点，在于明文规定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原则。尽管距离世人的期许颇有一大段落差——“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对比“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仅三字之别，涵义却判若云泥，实质更相距千里——但这终归是一次敢为天下先的实验，是破冰之旅的第一记重锤猛击。

    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近年来屡被提及，在我写下这几个字的那一刻，它依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实际上，它与我们的距离却是那么遥远，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呓语。

    教授治校，只是表象；大学自治，才是本质

    旧时梨园行里有句话叫“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后来演绎出了许多故事。李敖讲过一个，他坐牢日久，跟牢头熟了。某日，牢头对他说：“我是神仙、老虎和狗。”李敖问其详，牢头曰：“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

    另有一说，来自民国年间的清华大学。据冯友兰先生回忆，罗家伦任校长期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分别对应教授、学生、职员。教授治校，大权在握，教学自由，薪水丰厚，活赛神仙；学风开放，学生悍勇，有天骄之誉，有罢课之自由，政府、学校皆畏之如虎；至于职员，则如跑堂的店小二，干脏活累活，地位却卑下如狗。

    这一则民谣，换做今日，照样成立，不过三个角色都互换了位置。行政大于学术，职员才是神仙，在他们面前，教授摇尾乞怜，与狗无异，回到学生面前，掌管生杀大权的教授则翻身做起了老虎，学生被驱使如丧家狗。

    教授与学生的地位衰微并不值得哀叹，正如教授的神仙生活并不值得鼓吹。教授凭什么胜似神仙呢，教授治校凭什么需要大书特书？

    曾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对大学的定义，可回答前一个问题：“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大师，没有一流的教授，就不足以成其为一个大学，至少不足以成其为一个好大学。判断一所大学好坏的标尺之一，即在于其对教授的态度。

    教授被尊为神仙，就一定要由他们来治理大学吗？诚然，教授治校，是尊重教授的一种表示，不过这种尊重，我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形式上的尊重。换言之，只要有成熟而完善的制度保障，教授治校，学生治校，实无差异。就作为大学的治理者而言，教授并不比学生高贵，学生并不比教授卑贱，谁来治校，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在于大学能否保持独立运转。

    说白了，教授治校，只是表象；大学自治，才是本质。假如大学不能自主，让一百个陈独秀、胡适们治校，最终必将沦为受公权力驱使的傀儡。唯有在大学自治的前提之下，教授治校才能成其为一道良辰美景。

    反过来讲，大学欲自治，所可依赖的力量，无非是教授与学生，前者的治理能力总好过后者。教授治校，于是成为落实大学自治的必要手段。

    前尘往事，早成云烟；荣光不再，旧梦犹温

    中国大学，教授治校，其理念源于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手起草《大学令》，提出各大学设评议会与教授会，由各科学长与教授组成。1916年冬，他执掌北京大学，梦想便照进现实。此后二年，他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当年的理念一一践履。评议会为北大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其会员称评议员，由教授自选，按科分配，任期1年。1917年底，北大共推选评议员19人，刚从美国回来，加盟北大不到半年的年仅27岁的胡适，即当选为文科评议员。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还不足五年的时候，教授治校的体制就已经成型。数千人的大学，只有一位校长，无一位副校长，校长办公室只设秘书一人。借用政治学术语，这乃是典型的“小政府”，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哪有作恶的能力。

    关于教授治校，蔡元培及北大开一代风气之先，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接踵而至风气潮涌。相比之下，各大学教授治校的方式并不相同。蔡元培曾留学于莱比锡大学，故其改革的榜样来自德国；清华大学则趋美国大学之后尘。在我看来，倒是清华的教授治校管理制度更加完善，故而更持之以恒。

    与北大一样，清华设教授会与评议会，不过后者只是前者的派出性组织，犹如常委会之于人大，教授会权力更大，成员更多，更能体现民主的广度；且其行使职权更加勇猛，非北大教授会所能比。1930年，清华换校长，当时占领北平的阎锡山委派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生乔万选出任，却为清华师生所抗拒。清华教授会发布宣言，直接否认阎锡山政权的合法性：“一、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二、愿学校行政，亦能走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

    时光流转，转到了今日之南科大门口，教授会变成了理事会：“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理事会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由市政府聘任。”在这样的理事会领导之下，教授们除了治学，还能作甚。

    话说回来，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大学犹如一个小规模的宪政国家。梅贻琦所定义的校长——“当校长就好像一个唱王帽戏的演员，他坐在那里好像是很重要，其实戏是别人唱的，他并没有很多的戏”——像是一个虚君，似英国女王；教授会、评议会则扮演议会与内阁的角色，它握有实权，因其内部实行民主制衡，故无滑向专制之虞；学生并非无权者，他们拥有言论、结社、罢课等自由，随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政体，可比作虚君立宪制。

    教授治校，最难为的却是校长。纵观民国，我最心仪的那一位，不是蔡元培，不是罗家伦，而是梅贻琦。在其任上，教授治校的观念被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他常说：“吾从众。”——他并非毫无主见，而是要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

    这样的人物，一百年能出几个呢。前尘往事，早成云烟；荣光不再，旧梦犹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