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似乎已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责任政府和回应性政府无疑是现代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必然要求。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情绪氛围有重要关联，不同国家政府的回应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并催生出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国家。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新问题，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微政治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的特征。

    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似乎日益成为“保姆国家”，与养老金、同性恋、校园午餐、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相关的话题，正取代曾主导国家政治的重大议题而主导了国家重要的政治日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变迁过程的国家，也困扰于民众普遍的不良情绪状态，并已在诸多方面作出积极回应，如政府在其工作议程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弥补情绪赤字的努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已出现由社会情绪主导政府日程的趋势。

    在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中，共识与冲突的平衡似乎不断向冲突一边倾斜，民众的任性与矫情使质疑政府成为普遍的政治思考习惯，藐视权威、否定权威成为社会流行的政治态度，国家政治日益呈现出“否定性政治”的特征；同时，民众则游移于自我责任与感情用事之间，一方面自认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

    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但应对和解决问题，不能局限于微政治的“微”层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制度层面的努力可以为社会情绪的塑造和表达提供基本框架和规则。稳定、顺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不仅可连通民众情绪与政府过程，还有助于满足民众作为社会人或政治人表达和释放激情的渴望，有助于公民情绪的自我控制，培育包容性的公共文化。

    在价值层面，明确的、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确立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在一个存在价值共识的社会，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有助于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作出较一致的判断；而在共有的社会价值感召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困顿，并能在具有反思性的公共空间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而言，价值层面的思考可避免使政府在弥补政治沟通中情绪赤字的无尽努力中迷失方向，丧失引导国家实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微政治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从距离人们遥远的天边降落人间，使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从而要求每个人学习自我情绪管理，并有勇气摈弃和克服将权威与不平等或压迫联系起来的成见，重新确立对合法权威（包括法律与制度权威）的尊重，努力成为感性而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而中国社会已成为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政府对民生以及相关问题的关切，不是对民众个人遭遇的廉价同情和情绪化回应，也不是对民众消极情绪的放任和迁就，需要正视问题并谨慎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