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一下，其实，市场不是人，它只是有无数个体在其中行动的过程。有德行的只能是其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这些德行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得以展现。不过我仍旧要把它比做人，因为如果它是人，它一定会为它在和人类几乎一样漫长的历史中所遭受的来自于权力者和知识分子的野蛮诽谤感到不平。但是，市场终究不是一个人，它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于是侮辱和损害从来就不曾也不会停止。人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丑化市场的道德形象。

    在善于始乱终弃的媒体那里，陈光标同志总算是完成了从大善人到伪君子的经典华丽蜕变。当初，举国瞻仰他高调行善的壮举，再联系到同样发生在不久之前的“巴比慈善宴会”，我想，这个转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如今的新任首善曹德旺同志要当心了，一着不慎就会掉到“陈光标陷阱”之中。因为大众在你挥金行善时固然可以不吝惜赞美之词，但内心里却认为企业家行善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的所有义举都只不过是所谓“担当社会责任”，“回馈社会”而已，是赎取他们曾经对大众犯下的罪过：他们的发家致富是对社会大众巧取豪夺的结果。

    这种观念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这里有一个市场和商人被侮辱的历史，有一个大众不约而同地团结在偏见的大旗下发动对市场与商人一轮轮道德揭批指控的历史。且不去说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那个挖肉的犹太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也不去说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那个完全无视亲情爱情的吝啬鬼葛朗台。我们来看看西汉那部热烈拥护自由放任主义的伟大著作《盐铁论》，其中倡导不与民争利的贤良文学说：“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不说仕宦不得商贾，而是商贾不得仕宦，言下之意是商人会腐蚀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绝大多数号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和龙应台女士一个调门：“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这样一说，龙女士和马大爷就立刻长得很是相似了。而懂得告诫人们尊重私有财产的《圣经》则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所以，立志做商人企业家的人要当心了，被知识分子和政府瞧不起还不算什么，上帝可更加伤不起啊！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商人，特别是富商巨贾，他们为什么千金散尽的行善了。现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实政治中，存在着大量对市场进行粗暴干预的政策，除了对市场的能力充满着不信任之外，还有着对市场的德行的怀疑。而且这两者可能是有联系的：市场之所以失灵，因为那里到处是谋财害命自私自利的坏蛋。伟光正的奥巴马就大骂华尔街是不负责任的 “肥猫”，然后说自由市场不是没有监管的市场。大众则天天想着吃大户，比如阿Q们就幻想一旦革命，就把有钱人家的大床搬到自己的土谷祠里。

    然而，我要旗帜鲜明地为市场的道德辩护，我要指出只有市场中的道德方才是真道德。我不想举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好人企业家，比如晚清的状元张謇，实业救国，力争宪政。因为市场里头有好人不能证明自由市场就是一个道德的秩序，就像市场里头总有真正的不法奸商不能说明市场就是一个邪恶的存在一样。我要说：市场之所以有美德，并非因为每个参与市场活动的人都是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市场不要求人扮演上帝、菩萨或者圣人或者陈光标，事实上，参与其中的人完全可以是而且本来就是一个个有着各种各样缺陷和自私之心的普通人，这些普通人天天晚上在床上筹划着的可能不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而是如何把你口袋里的钱变到自己口袋里，就是这样的人，白天却充满热情地为你服务，让你得到了满足。上帝和圣人都没有教育过他，可他就是那样自然地变得有德行了。这就是我提倡的产生于自由市场交换秩序中的个人主义道德。每个人行使自己不受暴力干预的自由权利，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你不能损人利己，于是自然地发展出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谁突破这样的规则谁就要遭受惩罚。请注意，惩罚者并非是垄断暴力的政府。

    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也表现了交换秩序下为了遵行契约而扶弱抗暴的故事。七位失去了主子的没落武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村子里的民众经常遭到贼寇的侵扰，民不聊生。双方一拍即合，相互利用。武士为村民提供安全，村民为武士提供食物。最后，为了一口饭的承诺，武士们与强人殊死搏斗。这里不存在高尚无私的道德，但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服务。

    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不存在强大的政府和严苛的法令，于是我们想象那里一定是充满了犯罪和混乱。但是，事实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广袤的土地上，牛仔们 “把母牛和幼犊从牛群中分出来，给每一头小牛打上和它跟随的母牛所带有的同样的印记。带有远方某个牛主人印记的牛被分出来，这样，牛仔们就可以把它们放走 ——让它们朝自己主人的牧场漫游而去。”当然不能避免总会存在一些偷牛贼，但正如布尔斯廷在《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中说的：“西部是一个逃避旧法律的好地方，但不是一个逃避共同责任的地方。……如果对养牛业的标志没有普遍的诚信，不愿意遵守养牛业的习俗，西部的养牛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是说，这里尽管没有完备的政府法令，但却存在着对私人产权的尊重。因为大多数牛仔认识到只有在这样的共同规则里才能认真规划自己的生活蓝图，未来才可以筹划。

    那位可能就要说了，人家美国人可能天生素质高，或者是宗教圣歌或者革命红歌唱多了呢？托马斯伍兹在《另类美国人》中说道：“一个清教徒评论弗吉尼亚人：把他们世上的人数凑在一块儿，也离良心和诚实十万八千里；而弗吉尼亚人威廉伯德二世这样评价清教徒：得拿眼盯着这些奸商。”由于所属教派不同，即便信仰同一种宗教，相互之间充满着敌意，正因为如此，“产生了这么一个当然的想法：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些美国人认识到相互征服战争不如互不侵犯，相互尊重。

    而且咱们中国人在自生自发的交换秩序中也同样表现给力。

    由于国家的金融垄断，民间的地下金融发达。不少热衷投资的人士在国家银行无法得到贷款，于是地下钱庄应运而生，由于需求旺盛，贷款利率相当可观。存贷双方靠什么来约定呢？一张小小的收条，或者手机上一条短短的信息，甚至可以是口头的承诺，而涉及的交易数额一般比较大。人们不怕上当受骗吗？事实胜于雄辩，绝大多数这样的交易都顺利地得到实施。

    吴英案举世关注，罪名是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然而，如果大家都是自觉自愿的，集资何罪？至于是否诈骗，当事人心里最清楚，如此巨额的拆借没有人不会小心翼翼，如此高额的回报，没有人不会认识到其中的风险。政府权力在一切假想的可怕结果发生之前就惩治吴英，进行荒唐的有罪推定。法院认定其有罪的表述非常有趣：当吴英在遭遇亏损时仍然在支付回报。难道这不正说明吴英在担当自己的风险时信守着自己的承诺吗？一些没有被害人的互惠互利的交易被政府硬生生认定为罪恶的行为。

    站在个人主义道德对立面的是伪善的整体主义道德。它喜欢傍住权力的大腿干涉他人的生活。之所以它要那么做源出于充满雄心壮志的理性自负和谋取个人不道德利益的自私之心。正是这样一些有害的道德观念不断地侵蚀着自由市场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健康的道德。

    不少保守主义者不能认识到他们的所谓传统习俗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粗暴入侵。如果我们持有的是整体主义的道德观念，那么借助于国家权力正是一个好办法。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并不总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在经济上持有自由放任的思想，但是在宗教和文化上则可能是一个干预主义者。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正确地指出，“不能证明在一社会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各种道德信念都是有助益的”。“将这种个人自由的原则视作一种政治行动的道德原则最为恰当。”“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极为强硬的以至于任何权益性的考虑都不能对其加以限制的信念或预设来接受，那么我们就无从获得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在法国革命中，革命的精神领袖卢梭和政治领袖丹东、马拉以及罗伯斯庇尔，他们都口含天宪，侈谈美德和自由。因为这些革命者所信仰的美德和自由来源于一种整体主义的观念。这些美德里没有活生生的个人，这些自由里有的只是抽象的人民和国家。于是，革命者声称：“只有最后一个自由的敌人还在呼吸，国家就不能繁荣……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了断头台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我宁愿让两千五百万法国人死去十万次，也不让一个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罗伯斯庇尔的话最经典：“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但是他们的确没有得到美德和自由，得到的是恐怖杀戮。

    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柏克针对法国的问题指出他对英国传统的看法：“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我们便越发珍视它们。”“通过一种国教体制而献身于国家，这对于以一种健全的敬畏之情来推动自由的公民们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的表达，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继续看下去，柏克说道：“英国人民认为他们既有宗教上的理由，也有宪法上的理由反对任何要把他们的独立的教士转变成国家的宗教受补贴者的计划。”“他们就把教会的地产合并于并且认同于人民的私有财产。”很显然，柏克所指的成见与道德是尊重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个人主义道德。

    《吕氏春秋》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因为其中“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的例子很鲜明的展现了利他主义道德不利他而交换秩序中的互惠互利很道德。
（作者：阳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