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头网推荐：物价高速上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涨价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持续的涨价所引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公众的愤怒，国家发改委似乎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比如说控制价格，但问题显然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控价之后，康师傅方便面虽然停止了涨价，但却把分量减少了。]
　　
　　当朋友推开小江的家门时，几乎被“雷倒了”。在这个“蜗居”里，堆积着若干箱“康师傅”方便面—难道这个“小白领”要改行开小卖部？
　　
　　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今年3月，方便面、洗发水等物品被传言涨价之后，小江的一次集中采购留下的“成果”。当时，不少大型超市的这类物品被抢购一空。但小江他们“失望了”，因为，物品的价格一如往常。
　　
　　最终阻止涨价的是国家发改委。这个组建于2003年、直属国务院的机构，全称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并不是段子里流传的“发布信息随即改口委员会”。联合利华、康师傅等公司被发改委“约谈”之后，发出了“暂缓涨价”的声明。
　　
　　什么是约谈？发改委是如何进行约谈的？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大楼。
　　
　　没什么寒暄，没有酒席，你的面前只有一杯白开水。被约谈者甚至不认识与他们谈话的官员，进门就直切正题。
　　
　　约谈现场波澜不惊，但“约谈”引发的反响却震荡不已。
　　
　　最先被约谈的是“卖猪肉的”和“卖菜的”。3月末，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中国肉类协会等十几个消费品行业组织，收到了来自发改委的“约请”通知。这份通知说，价格司定于4月2日在北京召开重要座谈会，研究稳价问题。
　　
　　4月2日，十几家消费品行业组织准时赴约。中国肉类协会常务副会长邓富江参加了当天的座谈会，在他看来，这是一项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会上，各个行业都提了成本的压力和对涨价的看法。而邓富江在会上提出的意见是，“肉类价格目前是涨了一些，但是这是市场的合理回归，不能把价格的通道给封住。”
　　
　　但开完会以后，价格司的官员提出了要求：“各个企业应该想想怎样应对自己的行业发展，怎样自律。”
　　
　　这在邓富江看来，就算是政府“打招呼”了。
　　
　　座谈会期间，发改委还对个别企业进行了“单独约谈”。价格司的一位官员说，比如对一些白酒企业的约谈，主要是因为价格太高了，像坐飞机一样涨起来。
　　
　　具体约谈的过程，这位人士并没有过多介绍。
　　
　　“和开会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谈到的问题更具体，毕竟来的都是一些已经出现问题的企业。”他还强调，约谈并非直接干预市场，但有一点，这些约谈都是围绕价格来展开。
　　
　　“约谈会议”开完后，4月13日，全国工商联召集下属24家商会发布了共同联合声明。事实上，参加4月2日会议的商会只有4个。
　　
　　“其实，我们对搞这种集体声明是很不情愿的，这是典型的违反市场规律的做法。但最终，还是参与了倡议书。”一个参加约谈的商会负责人说。
　　
　　而在4月19日，邓富江将协会起草好的“承诺书”拿到全国肉类行业理事会上进行公布，《自觉维护肉类食品安全和价格稳定倡议书》也对外发布。在这份倡议书里，肉类协会做出了“不惜收、不惜售、不串通涨价、不操纵价格、不散布涨价信息”的“五不承诺”。同时，这份“承诺书”被抄报国家发改委。
　　
　　在此之后，国家发改委对一些重点煤炭企业进行约谈—包括神华、中煤等4家。他们都是向秦皇岛港口销售市场煤炭比较多的企业。
　　
　　秦皇岛是中国煤炭的主要中转站，其煤炭报价一向是国内煤炭市场的风向标。近期受到电厂缺煤、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带动，煤炭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
　　
　　约谈前一天，秦皇岛港口山西5500大卡（热量单位，一大卡约为4186焦耳）的煤炭报价最高至每吨810元，比3月底上涨40元，比前一周上涨了15元。
　　
　　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价格原因并不是约谈煤炭企业的唯一出发点，而是为了保证电煤供应和市场的平稳运行，但是市场的平稳首先取决于价格的稳定。
　　
　　《法人》杂志这样解释“约谈”：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改错”。
　　
　　“约谈”始于2007年，当时违法占耕地的现象比较严重，国土资源部把全国征地排行前几名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请到北京来，一是汇报情况，二是对违法用地造成的结果作出评估。
　　
　　自2008年至今的3年间，几乎每年中国都会上演一波涨价的风潮。这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开始忙起来了，“约谈”也变得很频繁。
　　
　　在2010年年底的涨价潮中，发改委曾多次召开煤炭、棉花、化肥等行业座谈会，其中要求大型煤炭企业在年底前不得随意上调煤价；棉企不得盲目涨价；而对涉及到农产品的化肥行业，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上报了一份严格的出口限制措施。
　　
　　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异议。
　　
　　一名参加约谈的人士说：“这非常可笑，是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行为。价格管理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不让涨价。我们觉得，再一直不让涨价，有些行业就撑不下去了。”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说，稳定物价，决策部门应该是标本兼治，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果问题出在流通环节、市场秩序、生产经营的方式等，政府应该多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否则就有干预市场的嫌疑。
　　
　　来自农业产业商会的人士说：“直到今天，我们价格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丝毫进步。”
　　
　　也有评论认为，“约谈”这件事本身就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所谓的“承诺书”更是在藐视市场的力量—而这与发改委成立的初衷相悖。
　　
　　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2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1998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将原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把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温家宝任总理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为回应社会质疑，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对外解释了其“约谈”行为。
　　
　　发改委有关人士称：3月以来，陆续有部分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发改委召集企业进京。对于大部分会面的企业而言，这不是约谈，而是座谈。只有对于个别明显存在不正常涨价情况的企业，“我们才可以说是约谈，约谈也不是不让涨价，而是要提醒他们遵守市场规律，并遵守《价格法》和相关文件的规定”。
　　
　　但当听到煤炭企业被约谈的消息后，一些煤炭贸易商都觉得这是“利好”的信号。河南的一个煤炭贸易商说，政府越管制，电煤市场只会越乱。而“康师傅”方便面，则通过减少净含量来变相涨价。
　　
　　与外企、民企行政限价相反的另一道“风景”是，油价攀升。有质疑者表示：在国内成品油价格创历史新高之后，发改委为什么不约见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国企？
　　
　　《南方都市报》5月8日发表评论称，发改委应该紧盯行政垄断性企业，它们对物价上涨有关键作用。
　　
　　文章还称，约谈机制是国家发改委创立的价格抑制新模式，对复杂的通胀要对症下药，很难通过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来完成。更何况，从放任中石化、中石油等垄断行为及豪奢做派（如购买“天价酒”）可见，此种单一的通胀应对机制抓小放大，有着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