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在微博中读到温州诗人池凌云女士的一段记录：

    “刚才，来自湖南的余女士在世纪广场接受钱江频道采访。余女士是湖北人，一直在世纪广场卖小玩具、矿泉水等，但今晚余女士的孔明灯全部免费赠送，她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想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他们（死难者）太可怜了。”

    接着，池女士马上补记（并更正此小贩来自湖北）：

    “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爱这片土地的理由！余女士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在我追问下，才说自己姓余，‘多余的余’，她说，白天在世纪广场做买卖，也要被城管赶。我忍住泪水，要她把孔明灯卖给我，让我也表表心意，她执意不肯，把我的钱扔还给我。”

    如果在这么大的悲剧中要寻找什么民族精神的话，这小贩身上所体现的，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

    小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他们构成了社会秩序的问题。小贩被城管驱赶、殴打司空见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层对这一阶层也充满了偏见：乡下人，素质低，影响治安……在我们这个骄傲的“崛起大国”中，很少人愿意以小贩作为民族或国家的象征。

    这让我想起英美崛起时的国家认同，即所谓“小店主的国家”。这一词本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他称一个伟大帝国中必须有着受小店主阶层影响的政府。据说拿破仑听到这个说法后，就把“小店主的国家”拿来作为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敌国的蔑称。但英国人反而骄傲地接过了这样的称号。根据另一种说法，“小店主国家”是因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萨缪尔·亚当斯用以称呼自己的国家而走红的。不管哪种说法，“小店主国家”在英美崛起时代，是被国民骄傲地用来作为自己的国家认同的。

    为什么这两个先后主宰了现代世界的“崛起大国”，会以“小店主”这么卑微的行当作为国家认同？

    原来，自十七世纪开始，欧洲的大国竞争愈演愈烈。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在客居荷兰的葡萄牙犹太商人的暗中资助下，率军突然在英国登陆，攫夺了王权。随他而来的，是一批荷兰的金融家。面对债台高筑的王室，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他最终和英国议会达成协议，以放弃王室的许多权力为代价，在英国建立所谓“荷兰财政”，其中核心的一条内容，就是以消费税为基础的现代财税体系。

    过去，英王室遇到危机时，总是必须征得被土地贵族所控制的议会的同意，才能征收新的税款。议会即使批准了王室的这种“非常收入”，危机过后也可以将之取消，以此控制王室的权力。“荷兰财政”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新的消费税不触犯土地利益，多可以永久征收，给王室提供了稳定的财政基础。史学家们每每惊叹，欧洲列强的战争，最后都是英国胜出。这并非英国人有什么不可比拟的军事天才，而是打到最后只有英国人还有钱。

    消费税必须通过消费来实现，即必须经过小摊小贩小店主这一阶层的经营才有可能。小摊小贩居无定所，最难管理，不过，他们最直接的理想，还是生意发达后变成缴税的小店主。事实上，从中世纪法国地区著名的香槟集市，一直到日后欧洲城市的中心市场，市政建设往往围绕着这些小摊贩的需求而设计，以种种优惠吸引他们安顿下来，成为小店主。而小店主们的生意越红火，不仅反映着国民越富裕，也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越多、越有国际竞争力。一个世界帝国，就是这么构筑的。你能不尊重小店主吗？你能不厚待小摊贩吗？

    当然，在亚当·斯密讨论“小店主”时，“小店主”还很难在议会中拥有真正的投票权。但是，英国政治很快就摆脱了贵族的垄断，开启了平民化的时代。美国的登场，则把这个过程戏剧化地加速。英美这些建筑在民意和民富之上的新型现代国家，很快就主宰了世界。

    当今的中国，应该借着“小店主”的荣光来看待街头的小贩。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北京最早见到的私人企业之一，就是街头的大碗茶贩子。有了他们的开拓，才有今日的商业繁荣。难道他们不是“中国崛起”的开拓者吗？再看看温州街头义送孔明灯的小贩，国家和政府每天的运作，难道不应以“不辜负这样好的国民”为基本信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