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由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孙中山当然兴奋。此前10年的革命奋斗，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转向乐观：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
    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
    革命与建设，不可偏颇。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只是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查索史料，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党成员只有杨笃生。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政治大臣的随员。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政治制度文献，即为杨笃生邀请。
    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对应，此时，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宪”。
    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当是关键所在。在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未来政治路向——“共和”与“君主立宪”，各自起步，开始竞争。
    100多年后，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外源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而已，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那么，真问题便是：外源性的制度资源，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政治土壤？其解决之道，决定放权“立宪”的慈禧，设计了一个9年的宪法预备期；而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里，革命成功后，进入“军法”、“约法”时期——同样是9年时间，然后过渡到“宪法”时期。只是，计划赶不过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
    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
    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于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
    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虚位的总统，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
    辛亥革命以清帝逊位而告成功，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终结。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些观察辛亥革命的实际，清王朝颠覆，实则由三种政治力量合力促成：清朝“立宪”运动产生的立宪人士为一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另一方，而说服清帝逊位，完成“临门一脚”的袁世凯当然同样是一方政治势力。这三方，无论哪方，都难言已经准备就绪。历史并没有遂孙中山之愿，给出中国政治人物与国民予9年民主政治的“培育期”。
    清朝已亡，三方政治力量如何分配政治权力，考验各方智慧。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当然是权力分配，只不过不拘一时，而为长久设计。如何均衡与公正，自是关键。
    责任内阁制度当然是人民授权的制度，但回到当年的权力现场，真正的悖论就是：以授权和分权为要素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各个部分，比如内阁与总统权力如何均衡，才是重点。而事实上，在这两者的权力分配上，又对应着具体的、已经在位的人。结果，规则制定方，按李剑农先生的批评，“对人立法”，过渡限权总统袁世凯。规则已经偏离政治所需的权力均衡与制约。所以，袁世凯不免抱怨：“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出身传统政治系统、强悍如袁世凯，又如何可能将这种限权法律放在眼里呢？
    由此，现代政治在中国甫经起步，破坏的危险即已存在，本应公正与均衡的规则又有失当，制度建设遂为人事之争而替代，回归传统旧道，没有意外。
    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实际，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政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在当年，更是传统以力获权，与以民授权的现代政治方式的转换时期，这个局面，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智慧与时间成本，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可惜，权力太诱惑，谁也等不及。
    果真革命易，建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