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幸福逻辑”：每个人，包括未成年的孩子都必须投入竞争并在竞争中获胜,否则就是可悲的失败者，就不可能幸福。在这种社会逻辑之下,每个人都承受着“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两极压力，成功成了一种“暴政”，一种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无力反抗的“暴政”。
　　
　　从幸福的历史来看,被“成功的暴政”所统治的竞争幸福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一开始,幸福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作为至高的人生目的的幸福是最近才出现的。把幸福从一种珍贵的荣誉,节制地分配给正义之士的一种奖赏提升到人类个体的普遍权利，则是更近的事情。表面上,“成功的暴政”虽然没有否定追求幸福的普遍权利，但却提高了幸福的门槛，即成功才有幸福；实际上,“成功的暴政”已经剥夺了多数人的幸福可能,因为在竞争中获胜的成功者必然是少数，有时甚至只能是一个人。比如，在选拔、竞争笼罩一切的学校生活中，“失败的”总是远远多于“获胜的”，有时候甚至只有第一名才是成功的,其他都是失败的。由此看来，“成功的暴政”所推崇的幸福是以多数人的不幸为代价的,在追求幸福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不幸。
　　
　　竞争幸福必然产生普遍的恐惧、焦虑甚至恐慌，因为他人的成功就意味着我的失败,我的成功则标识着他人的失败。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成功者，每一个人都拼命避免成为失败者。但现实是竞争中的成功总是有限的、少数的、偶然的,而失败总是无限的、多数的、常态的,于是对失败的恐惧、焦虑、甚至恐慌不可避免。一个满怀恐惧的人不可能幸福，恐惧作为一种情绪，其对人的“把握”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处在恐惧之中的学生，其整个生命存在都被恐惧“调谐”过了，恐惧成了生命的基凋。焦虑是一种更具有主观性的恐惧，或者说是由恐惧引起的一种更深的恐惧，一种对幻想性危险的恐惧,是自己对自己的恐吓。竞争幸福的“深入人心”，很容易使儿童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之中，感觉到失败的危险无处、无时不在，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缺乏安全感,求学生活变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恐慌则是一种突然而过度的情绪，觉得大祸临头，生活无法继续。每年有那么多的未成年人自残、自毁、自杀，就是这种恐慌状态的直接表现。
　　
　　幸福虽然是个人的,但人不是孤立的单子化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因此,个人幸福必然有一个人际基础。幸福需要一个展开的人际空间,所以人际和美与良善一方面是幸福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幸福的源泉，或者说就是幸福本身。脱胎于自然的人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必须找到新的扎根方式，即扎根人间。将个体孤立、脆弱的身心安顿在一个良性的人际之中，在获得安全感、归属感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幸福实现的一种方式。对青少年来说，良好的伙伴关系对幸福的意义无可置疑。伙伴关系是一个儿童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特定阶段其重要性甚至会超过父母子女关系、师生关系。竞争幸福破坏的恰恰是幸福的人际基础,每个人面对的他人都是需要战胜的对手和敌人，甚至与人握手也成了一种危险的举动，他人是我的“地狱”，我是他人的“地狱”。在现实的学校环境中，同学之间的敌视、仇视挤压甚至代替了同侪相伴、生命相依，生命过程中本应美好的经历与体验，变成了病态竞争的扭曲关系。
　　
　　竞争幸福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促使人人只是关注自我。处在竞争循环之中不能自拔的现代人,包括儿童,几乎个个渴望成功、唯恐失败,结果是自我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和标准,自我之外的事务都难入“法眼”,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将自己囚禁于“自我的牢笼”之中。正如罗素所言：“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但是，将我们紧锁在自身情感内的做法，何尝不是在建造一所更加糟糕的监狱呢?”幸福是一种神奇的人类现象，一方面幸福是个人的,但另一方面幸福的获得往往在于我们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度关注。竞争幸福所引发的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我们推向不幸的深渊，真是一个滑稽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