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有高级时装的话，那么这些时装就应该是郭培玫瑰坊里的那些。但玫瑰坊绝不像你在西方见过的那些时装工作室。
　　
　　首先，玫瑰坊没有一个蒙田大道那种梦幻的街址。它只是位于北京北郊一栋毫无特点的三层办公楼中。
　　
　　郭培也并非一位有着显赫经历的设计师。当我问到她的风格时，她告诉我，她的成名是因为她能在她自己的工作室精确制作复杂的设计样式，而不是因为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现在的设计师不懂制衣，”她指出，“他们都想成名。但是我是老派的人，在中国还没有设计学院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设计。”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早期，郭培就学过服装设计。那时候设计师教育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打板和制衣。毕业后，郭培在当地的制衣厂工作了十年，之后才开始自己的事业。
　　
　　“我了解与制衣有关的所有，”她说，“我的丈夫则教给我关于面料的知识。”郭培的丈夫是一位台湾商人，家族经营纺织品。“当我们订婚时，”郭培笑着说，“他问我到底是想要一枚指上的石头还是5000尺的任意布料。我选择了布料。”
　　
　　郭培从未发布过正式的时装秀。“我做的时装秀完全是为我自己和玫瑰坊里的工作人员，”她解释说。“我的秀场也许一年一次或者三年两次。没有季节的概念。”她兴奋地展示着一些中国绣片；这些绣片过于沉重，模特可能要先举举重才能穿着它们走上天桥。它们非常梦幻，以自己的方式独特着。
　　
　　玫瑰坊有一间的超过300员工的刺绣工作室。她办公室的楼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室，不仅制衣，而且制作头饰和扣子。玫瑰坊在时髦的798艺术区有间展厅，郭培也准备好去上海外滩开一间婚纱工作室。
　　
　　“你梦想过有朝一日给中国的第一夫人打扮着装吗？”我问郭培。她笑，没有直接回答。“你已经给第一夫人着装过了？”我又问。答案仍是中国女性为之著称的娴静微笑。
　　
　　“说真的，就像米歇尔·奥巴马已经穿着JASONWU，而由此将吴季刚推至聚光灯下。中国的第一夫人也可以将你捧红，”我激将着。
　　
　　“这么想是不对的，”郭培终于说到。“我们必须将自己摆在服务人民的位置上；利用中国第一夫人来宣传自己是不对的。这不是我这间工作室做的事情，在中国不行。”
　　
　　我被她的政治敏感性震惊。她一定为相当多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太太打扮过，以至于发展出如此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
　　
　　“吴季刚的经历只适用于西方。你能想象中国记者报道着装的内容多于领导本身吗？”她沉默了。“我的政要客户们都要求我制作一些收敛的样式，而非引人注目。她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光芒胜过自己的丈夫。”
　　
　　“这是否是你作为一名高级时装设计师的成功秘诀？”我问她。
　　
　　“某种程度上说，是的，”她说。“我常告诫自己，我只是一个服务人员，一个裁缝。对某些客户而言，我不认为自己是他们的设计师。我只是做他们要我做的。你可能会非常吃惊，一件衣服中所包含的政治性。
　　
　　这种顺从的态度给玫瑰坊带来了顶级客户，但也在2009年差点毁掉这场经营。那一年，郭培为春节晚会的主持人设计了若干款式，之后互联网上的帖子掀起声浪，指责郭培抄袭巴黎一些著名时装设计。当我问及此事，郭培叹了叹，说到“我那些客户们拿着图片来，问我‘你能为我做出这种样式吗’？那时起，我就学聪明了。”郭培说尽管大家认为她靠礼服赚了不少，实际上，她损失了为CCTV制衣的那笔钱。“他们在服装上毫无预算。他们只是相信一个事实——他们的女主持希望展现出最美的一面，并且肯为他们的礼服花钱。所以我要不回那笔钱。”
　　
　　郭培的定价比那些巴黎高级时装低一些。一件晚礼服一般起价8000或者12000元。她也为女性主管做套装和裙装。价格全20000-150000元，也就是3800-28000美元。
　　
　　“这些是我最喜欢的客人们，”郭培说。“她们在其它品牌店里找不到想要的尺寸，于是来到我这里，我能让她们觉得自己很美。”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做你的办公室，”我问。“这儿真不好找。”
　　
　　“低调很好，”她说。“谁能想到有人在五环上的店面订做一件价值超过1万的礼服？”
　　
　　我想，这就是地缘政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