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源深体育馆是“中国好声音”新的录制场所，2400平方米球场的中央是一方小小的拳击台，它的小，是与几乎要淹没它的四面观众席对比而成的，其实把这小小拳击台和对面四张传说每张80万元的红椅子以及乐队都算上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米，相当于上海最大演播室的容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好声音”要开先例选择在体育馆录像的原因，美国版“TheVoice”是按好莱坞的方式搭建了一个影棚。“大”——就是这个节目的追求。
　　
　　电视大片里的正能量
　　
　　我在采访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的时候，与从广电总局抱着奖状回来的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程蔚东不期而遇，这两张奖状属于他们的重头节目“中国好声音”和“中国梦想秀”。他实在忍不住要先拿给一线的下属们看，可能太过兴奋了，程蔚东讲话的语速堪比“卖凉茶”的华少。“相信主流，相信规律，相信受众！你也知道开会都是念发下去的稿子，我没念，自己讲了三个相信。这两档节目很触动人，某一天广电总局管理部门的某位领导告诉我：自从主持‘中国梦想秀’，周立波像换了一个人。”
　　
　　夏陈安的补充印证了程蔚东兴奋的原因：“做电视做到既叫好又叫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以前有的机构向我们推荐一些栏目比如读书节目，都没有观众听说过这个节目。有些收视率表现看起来很好的节目又恰恰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上级部门希望调改的。‘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让我特别兴奋的是，它把一些精英族群拉回到电视机前。”
　　
　　夏陈安给“中国好声音”定下了一个概念——“电视大片”，广电总局送给它的名字是“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以区别于传统选秀。夏陈安喜欢看美国电影，他说：“它们传递了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正能量以及美国的文明和文化。我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做综艺节目非得低俗化才能获得收视率。”于是他根据集团王总“用精英的实力创造大众文化”的媒体经营理念对浙江卫视进行“顶层设计”，所谓的“顶层”和“大片”，除了体量，先要花费的就是物力和人力。“大投入、大制作、大视野、大影响、大主演，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首先我们就给自己这样的定位，甚至是有一点国家意识的。”
　　
　　首先是买版权，这在引进节目中已经很普遍，“TheVoice”算是目前最贵的几档节目之一，也正是这个“正版”的梧桐木，才能吸引刘欢、那英这样的“金凤凰”。外传浙江卫视花费了8000万元给四位导师，实际上费用的支出和形式并没有这么简单，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解释说：“对于刘欢、那英来说，也有很多综艺节目给他们开很高的钱，他们也不会去，只能说，你可以理解成他们也是作为‘股东’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在尝试新的模式，导师的利益有期权的概念在里面，但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司，利益按每人百分之多少来列，并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这个项目有这个方面的尝试。每个人都有他的劳动所得，有一些可能是换取酬劳，有些是换取期权，有些是换取学员相当于换取未来。”
　　
　　具体的金额没有办法以一季节目来看，或许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里，他们签署的合同以三年为期。程蔚东告诉记者：“我们这个节目完全是用一流大片的水平来打造，现在的节目投入肯定超过8000万元，这种投资规模不是每一家电视台都有能力可以承受的。”当时对这么大投入包括合作模式选择肯定是有分歧的。“夏陈安他们迅速上报集团，集团党委会马上开会拍板决定。合同约定把收视率、广告创收和合作团队的利益捆绑起来，他们每一期都会很努力，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跟这个团队捆绑在一起，他们不可能懈怠，收视率一旦掉下来，他们比我们还急，因为收视率掉下来意味着利益的损失。”双赢、把饼做大，而不是从一块饼上分走最大的那块，理论上大家都会侃侃而谈，但进入到谈判阶段，必须有一方对自己的利益做出让步，其实并不容易。
　　
　　另一档大投入节目“中国梦想秀”是夏陈安思路里“电视大片”的第一部。他说：“这两档节目的投入都是最大的，都采用了笨办法，是事倍功倍。我们的每一位学员和追梦人，我们都花很大的精力去找。全国100个城市，60个导演，历时3个月在外面找这些追梦人、学员。20多台机位全程录像，好处就是别人很难复制。”
　　
　　这两档节目录制耗时极长，每次超过10个小时，以至于观众要有两拨，分上下半场，还要有一个专门的人给观众分发奖品，以安抚他们不耐烦的情绪。“中国好声音”有26台机位，毛片时长近300小时，再从里面剪出近两个小时的内容交付审查。
　　
　　以一个人为例就知道“好声音”的废片率有多高。负责念广告的华少本来是浙江卫视最受重视的主持人，但在这里他每天录制十几个小时，只能采用几分钟的段落。“给我的40秒一定要做点东西出来，不然我爸会觉得我每天没有来录影而是出去玩了。”那十几个钟头他干了些什么呢？陪着选手的亲朋好友在一个家庭活动室里，通过聊天获取他们的信任，采访到一些故事，但这些场景并没有在节目中播出。例如选手王韵壹为什么剃光头，华少和她姐姐聊天，听到一个煽情的故事，但她本人并不希望以此博同情。
　　
　　刚开始时华少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站在那里，他有些抵触，和新团队磨合也有些困难，现在华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些故事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只是观众没有必要去为这个过程买单。”无心插柳的快速念广告给华少带来多少年主持也没有达到的知名度，其实在第二次审片时他还字正腔圆语速较正常，但是超时5分钟导致有一段选手求婚花絮无法播放，夏陈安要求他加快速度，正常播音是200多字/分钟，华少自称达到了480字/分钟，夏陈安安慰他说：“春晚贺电值多少钱？成为广告帝也不错。”
　　
　　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搭建摄影棚就只能包体育馆，每次包一个月，一切设施都要全新搭建。录制两到三期节目，尽管比演播室要贵，但每个月不会超过30万元，又能做到同时有好几个分会场，还不像演播室那样每录完一次节目就要拆除设施，实际上很划算。至于使用了北京奥运会音响总监金少刚和奥运舞美团队，已经宣传过多次了。
　　
　　“声音”的策划
　　
　　现在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当初夏陈安的纠结：“我们对要不要上马这个节目内部分歧都很大，分歧的原因在于，这个模式已经被盗版得很厉害了，很多‘山寨’的节目。年轻人还吃不吃‘导师制’这一套？大家也很担心，年轻人会不会更喜欢选秀出来的明星？团队里曾有人建议过一些选秀明星，但已经定的导师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这个节目在音乐上需要正本清源，最后大家的共识是与选秀节目要有明确区隔。第三是投入很大，‘中国好声音’这种模式在国外有很多成功案例，但也有一些国家被它的大投入吓跑了。”
　　
　　关于节目的购买，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已经多次向媒体透露过，这是一个既短暂又复杂的过程：他们在2010年开始做一档叫做“非同凡响”的反选秀节目，那个节目里出现了双选的模式，当时有三位导师，每一位选手上来过堂，每一个选手都是专业的，他们必须有人推荐或者出过CD，三位导师中只要有两位以上看中了这个选手，就可以权利反转，由选手任意选择导师。不过只在一个地面频道的节目里做了盲选，当时用了一个帘子，听到声音这个帘子会被拉下来，如果评委对他的声音感兴趣就可以打开帘子。
　　
　　后来他们注意到了“荷兰之声”这个概念，当时并不是很火，直到2011年4月16日“美国之声”首播，它的首播收视率就超过了“美国偶像”的总决赛。他们先找到“美国偶像”的制片人，通过他找到荷兰版权方的联系方式，然后又通过杨媛草（达人秀的中国总代理）来操作。因为做中国达人秀的原因，杨媛草跟在灿星制作的田明合作比较密切，他们先谈拢了意向。
　　
　　这几方的接触几乎是同时的，田明在浙江卫视之外还接触了其他平台，他拿着方案找了几家电视台在谈，但最后和夏陈安一拍即合。而此时杨媛草拿下了版权，最后呈现在合同上的是灿星制作、浙江卫视和杨媛草三方共同拥有“TheVoice”的中国版权。
　　
　　“中国好声音”这5个字是夏陈安起的，最早叫“非凡之声”、“梦想之声”，只因浙江卫视走红的节目都是5个字，夏陈安自嘲说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迷信，“贱名好养活，不如起个最普通的名字”。现在浙江卫视已经推出了“中国好声音”衍生品——“舞动好声音”，以学员的歌声为背景的跳舞节目。
　　
　　这种合作形式大约在中国的电视台是第一次。如果电视台自己的团队不能完成一个大型节目的话，通常他们会找一个制作公司承制，干这种活儿最多的是“湖南帮”。外包的弊病是你给制作方100万元，如果他只花掉了10万元，剩下的90万元都归他，所以省钱是制作方的首要考虑。而“中国好声音”等于成立了一个股份制公司，这个公司里不仅有拥有版权的那三方，还有四位导师，风险共担，利益共赢。杜昉解释说：“导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算是友情介入，他们看中的是未来这几年这个节目的发展。我们也开玩笑说这里面有类似期权的东西，以后涉及到它的产业链问题，包括彩铃、无线下载，之后的利益慢慢展开也会跟导师分享。但事实上，这里面‘钱味儿’没那么浓，之所以有这样顶级的导师加入，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利益点更多地在于我们希望为华语乐坛找到新生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给这些人再多钱也没有用。”
　　
　　在考虑导师人选时，基本上华语乐坛的大腕儿都被列入了名单：王菲、张学友、陈奕迅、李宗盛，甚至包括宋祖英，只是在接触那英、刘欢的过程中，能和他们本人对上话，其他人要通过经纪人传话，所以力量迅速集中在这二人身上。那英推荐了杨坤，刘欢则建议和他曾经同一公司的庾澄庆。也有很多选秀节目找过庾澄庆，他认为过往的节目中评委不会给选手任何助益，吸引他的正是“导师制”。
　　
　　一切都要按原版模式，这四个人的配置必须有一位女性，最好四位导师是不同的曲风，但在中国，流行歌手的风格不是特别明晰，只能按照刘欢是“大哥范儿”，庾澄庆偏摇滚兼半个主持，杨坤走感性苦出身路线，那英则是情歌。
　　
　　“中国好声音”的宣传总监陆伟介绍了整个工作流程：先是撒下找人网络，在全国20多个城市派驻了导演组，找到了2000多个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浙江台过去做过的很多歌唱节目，灿星手里也有“中国达人秀”的储备资源，节目组手里还有一些线人，这些线人是地方电视台导演、制片人或在酒吧、民间社团、群艺组织工作。
　　
　　导演组把录制好的音频发回上海，核心团队不看选手的脸，从中选出500人。由于音频来源复杂，硬件水准不统一，就要租一个标准录音棚，让500人正式入棚演唱，再从中挑出180多人。最后参与录像的有160人，而被导师定为学生的是56人。
　　
　　荷兰版权方在硬件上要求很严格，除了那四把从原产地空运来的椅子，Logo标志一定要和原版一模一样。他们派了荷兰、英国、美国专家，每次都会在录制现场指导。在选择导师时，中方提议是不是可以请一些能言善道懂电视表达的制作人如高晓松、黄舒骏，“老外”坚决不答应，导师一定要是歌星。当然也有本土化的调整，就是所谓的“情感故事”。美版节目中“三分声音，两分情感”，中国这个团队中大部分人是做新闻而不是综艺出身，他们一定要讲述“泪水为什么而流”。因此，起初不被重视的杨坤意外成为一枚情感炸弹，他把自己放在与选手平辈的姿态，整体表现更易感动。
　　
　　陆伟回忆他在美国观看橄榄球“超级碗”比赛，场上大屏幕不断切换观众席里的美军军官镜头，三架战斗机从体育场上空呼啸而过，通过各种小情感点传递正能量和主流价值观，这与夏陈安的大片概念又不谋而合。“TheVoice”中国总代理公司的项目经理李远说：外方专家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在失败选手身上花那么长时间，还有第一期那英就光脚上台和选手合唱，在“制作宝典”里是要进入第二阶段导师才能上台的，但中方认为要体现正能量，也要保护导师的兴之所至，还是努力说服了外方专家。
　　
　　煽情自然要面临质疑，而这也是选秀节目一向被诟病的看点。“传统选秀节目要树立一个偶像，这个人要被观众记住，就要始终存在于这个平台，而后从中获益，所以编造故事。我们要塑造的是群像，直到节目结束冠军最多出现三四次。”陆伟这样分析如何避免“假故事”。实际上，美国版从第二季也开始讲起学员故事。
　　
　　有一点记者倒是也感觉强烈，与传统选秀相比，候场的“好声音”选手尽管有些原来就小有名气，但场下的他们也许因为人数太多，完全没有被特殊对待，打扮平凡，混杂于观众中傻傻地分不清楚，只有导师和乐手的休息室是不能随便出入的。而几年前我在某选秀节目后台时，进入前10名的选手个个有“粉丝”助理，上台前“粉丝”开道，老远就喊叫着：“让开！让开！”
　　
　　导师们会模仿美版中的手势、表情，比中国人的感情表达要略为夸张，但事前也会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做设计。刘欢希望呈现音乐上的专业性；杨坤无心插柳了“32场演唱会”；庾澄庆则告诉记者，他过去主持的一档节目中，小朋友喜欢举着手说“选我选我！”他觉得活泼就用在这里。节目组不能控制导师的言行，只能事先提醒：看到优秀学员最好要抢，但不要刀光剑影，言谈要风趣，像音乐圈的“老友记”。他们也向导师承诺：不能打招呼，不能塞没通过盲选的人。
　　
　　有一个问题节目组特地请教过外国专家：怎样在长达十几小时的录制时间里让导师们保持兴奋状态？办法是每个学员唱完后有5分钟小憩，专门有位艺人统筹陪导师们聊天。
　　
　　这56个学员将会和节目组签约，最后四位优胜者会得到出专辑的机会，其余人则可以在各种演唱会、演艺吧、酒吧举办小型歌友会，参演音乐剧，他们的歌曲拿到线上供彩铃和付费音乐下载。如果不愿意签约，仍然可以继续参加节目，只是不再有后续合作。
　　
　　刘欢对节目组表示：曝光率不是他想要的，他和其他三位一样，对乐坛现状失望，很想把自己培训出的学员放在市场上，看市场认可哪种人，他们私下把这个活动命名为“音乐复兴计划”。用“好声音”这种方式一季捧红一个明星并不现实，因此他们也不承诺会给所有学员出CD，而是让他们进入演出市场，为自己赚来出专辑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