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征税，天经地义
2013-3-19 11:00:21 来源：网易 我要评论（）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发起的《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的议案》，提出全国人大作为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应收回征税的权利。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大部分授权给了国务院，至今已近30年。时至今日，行政权力对税收立法的干涉已发展至无从约束的地步。
征税权归谁所有缺乏明确规定
现代法律一般认为，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征税主体是国家。反之，既然税收是用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成本，那么未经纳税人同意强制征税，就是侵犯财产权。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宪政体制形成的历史，就是争夺征税权的历史。
1689年，英国议会即通过法律并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美国《独立宣言》列举了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法国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明确说明公民对税赋有决定权。一系列历史事件为宪政法治国家的征税权谱写了一条根本原则：征税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法律。所谓的“税收法定原则”，也是税法的最高原则。
然而在中国，从1949年后的四部宪法中，皆没有关于征税权的规定。最早在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税收立法权归中央政府”，至1977年，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税法的颁布与实施、税种的开征与停征都由国务院统一规定。
1984年与1985年，全国人大两次授权国务院行使税收立法权。然而，这两次授权并没有列出明确目的，授权范围模糊不清，只笼统说了授权范围是“改革工商税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并且也没有规定时效，时至今日已有近30年，国务院依然依据这一授权行使税收立法权。
直到2000年3月，全国人大颁布《立法法》，才第一次明确规定税收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由全国人大制定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却没有明确说明。
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出台后，第一次对授权立法进行了规范。该法第10条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使得此前的授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成为“空白授权”。
而《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后，继续授权无异于全国人大在经济领域中立法权的全面放弃。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价格，如果由政府自行决定征税多少，纳税人无法讨价还价，则无异于卖方定价下的强买强卖，很可能导致定价太高或服务太差。
行政机关拥有征税权，政府财政行为无约束
通常说来，税收若不经过法定程序由民众代表讨论确认，容易导致两大问题：一方面是过度征收，比如收过头税时有发生，重复征税大面积存在，税收结构不合理等；另一方面是财政浪费，如果征税过于容易，就不会太珍惜纳税人的血汗钱，比如突击花钱、投资浪费等现象突出，以“三公经费”为代表的行政经费居高不下。
就在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近些年所未遇的困难环境的同时，政府税收却不断攀高，至2009年12月，全国财政还有2万亿元的预算支出没花掉。而国税总局发布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情况也显示，去年中国完成税收11074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这也是中国税收首次突破十万亿大关。
根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指出，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则指出，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总体而言，近20年，政府税收每年均多为GDP增速的2倍，且每年政府财税部门几乎以超过1倍的增幅完成年初所定的收入目标。
重复征税、滥征临时税等财政乱象出现
中国现行的19种税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3种税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其他16项税种皆是由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70%。而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出的涉税“细则”、“文件”和“通知”则数以百计，其他由中央部委与省级部门发出的成千上万，更低层级政府制定的罚款和收费文件则更是数不胜数。
这种税收法律体系效力层级整体低下的现象，不仅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立法法》的规定。
两会前夕，国务院出台房地产调控“新国五条”，对二手房交易所得征收20%个人所得税，而为其作出行政解释的一直是住建部。理论上讲，行政解释相对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是最不被信赖且应被严格限制的，而基层税务部门更是只能依法征税，行政部门不仅没有税收立法权亦无税法解释权。
根据2001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然而，由于法律至今没有对征税权进行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就变成了“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实际上正是征税权法律规制的缺失，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成为一句空话。这也是各种名义的乱征税、税率的任意变化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征税部门却坚称“无过错”的原因。
纳税人权利无保障
以“债权债务说”来看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关系，是指征税机构并无特别的权力——只实现自己债权，并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其对税收债务人并无命令、支配之权。征税机构与纳税人在这个契约面前是平等的，征税机构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并没有优越性，双方均只能按照事先的约定行事，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
而中国仍旧坚持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税收的性质，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的。这其中并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甚至直接被定义为“纳税义务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3.4%的人感觉作为纳税人“亏”，只履行义务没行使权利；80%的人从来没行使过纳税人的任何一项权利。2011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尽管专家解释“我国所有的税收种类中，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并不高”，但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政府收入政府的收入既有税收，又有纳入国家预算需全国人大批准的非税收入，还有不纳入预算体系不需要全国人大批准的各种非税收入，个人所得税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人民自愿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给予政府，为的是换去政府向他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这规定了税收理应具有：自愿性、法定性、适度性和可质疑性的原则。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征税权归谁所有缺乏明确规定
现代法律一般认为，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征税主体是国家。反之，既然税收是用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成本，那么未经纳税人同意强制征税，就是侵犯财产权。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宪政体制形成的历史，就是争夺征税权的历史。
1689年，英国议会即通过法律并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美国《独立宣言》列举了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法国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明确说明公民对税赋有决定权。一系列历史事件为宪政法治国家的征税权谱写了一条根本原则：征税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法律。所谓的“税收法定原则”，也是税法的最高原则。
然而在中国，从1949年后的四部宪法中，皆没有关于征税权的规定。最早在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税收立法权归中央政府”，至1977年，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税法的颁布与实施、税种的开征与停征都由国务院统一规定。
1984年与1985年，全国人大两次授权国务院行使税收立法权。然而，这两次授权并没有列出明确目的，授权范围模糊不清，只笼统说了授权范围是“改革工商税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并且也没有规定时效，时至今日已有近30年，国务院依然依据这一授权行使税收立法权。
直到2000年3月，全国人大颁布《立法法》，才第一次明确规定税收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由全国人大制定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却没有明确说明。
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出台后，第一次对授权立法进行了规范。该法第10条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使得此前的授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成为“空白授权”。
而《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后，继续授权无异于全国人大在经济领域中立法权的全面放弃。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价格，如果由政府自行决定征税多少，纳税人无法讨价还价，则无异于卖方定价下的强买强卖，很可能导致定价太高或服务太差。
行政机关拥有征税权，政府财政行为无约束
通常说来，税收若不经过法定程序由民众代表讨论确认，容易导致两大问题：一方面是过度征收，比如收过头税时有发生，重复征税大面积存在，税收结构不合理等；另一方面是财政浪费，如果征税过于容易，就不会太珍惜纳税人的血汗钱，比如突击花钱、投资浪费等现象突出，以“三公经费”为代表的行政经费居高不下。
就在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近些年所未遇的困难环境的同时，政府税收却不断攀高，至2009年12月，全国财政还有2万亿元的预算支出没花掉。而国税总局发布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情况也显示，去年中国完成税收11074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这也是中国税收首次突破十万亿大关。
根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指出，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则指出，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总体而言，近20年，政府税收每年均多为GDP增速的2倍，且每年政府财税部门几乎以超过1倍的增幅完成年初所定的收入目标。
重复征税、滥征临时税等财政乱象出现
中国现行的19种税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3种税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其他16项税种皆是由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70%。而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出的涉税“细则”、“文件”和“通知”则数以百计，其他由中央部委与省级部门发出的成千上万，更低层级政府制定的罚款和收费文件则更是数不胜数。
这种税收法律体系效力层级整体低下的现象，不仅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立法法》的规定。
两会前夕，国务院出台房地产调控“新国五条”，对二手房交易所得征收20%个人所得税，而为其作出行政解释的一直是住建部。理论上讲，行政解释相对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是最不被信赖且应被严格限制的，而基层税务部门更是只能依法征税，行政部门不仅没有税收立法权亦无税法解释权。
根据2001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然而，由于法律至今没有对征税权进行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就变成了“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实际上正是征税权法律规制的缺失，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成为一句空话。这也是各种名义的乱征税、税率的任意变化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征税部门却坚称“无过错”的原因。
纳税人权利无保障
以“债权债务说”来看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关系，是指征税机构并无特别的权力——只实现自己债权，并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其对税收债务人并无命令、支配之权。征税机构与纳税人在这个契约面前是平等的，征税机构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并没有优越性，双方均只能按照事先的约定行事，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
而中国仍旧坚持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税收的性质，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的。这其中并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甚至直接被定义为“纳税义务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3.4%的人感觉作为纳税人“亏”，只履行义务没行使权利；80%的人从来没行使过纳税人的任何一项权利。2011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尽管专家解释“我国所有的税收种类中，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并不高”，但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政府收入政府的收入既有税收，又有纳入国家预算需全国人大批准的非税收入，还有不纳入预算体系不需要全国人大批准的各种非税收入，个人所得税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人民自愿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给予政府，为的是换去政府向他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这规定了税收理应具有：自愿性、法定性、适度性和可质疑性的原则。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