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霞（音译）正在她北京郊区的家里忙着准备晚餐，岳母在旁看她下着面条。
　　
　　对于39岁的杨红霞来说，生活颇为艰难。
　　
　　她的丈夫，41岁的张燕生（音译）正在隔壁房间看电视。他罹患脑瘤并且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像占全国95％的人口一样，他有某种形式上的政府医疗保险，但这个体制并没有涵盖全部费用。他妻子是一个公交车售票员，但她要花掉所有约600美元（3700元人民币）的工资在他丈夫的药物上。整个家庭仅能靠亲戚的接济勉强维生。
　　
　　“我的丈夫得病的时候还年轻，”杨红霞说，“没有很多积蓄，这对我们是个巨大的负担。”
　　
　　贿赂
　　
　　北京方面增加医疗保障覆盖的同时，政府支出也是水涨船高。据估计，2011年达到了3850亿美元（2.38万亿人民币）。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报告预期这个十年结束时，数字将会翻番。
　　
　　政府明确了医疗改革需要控制支出规模，而这从药企开始——调查多达60家外国和中国公司中可能存在的价格垄断行为。
　　
　　在上个月，英国企业葛兰素史克一位被拘留的经理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里承认，他的公司曾有过贿赂行为。葛兰素史克回应说它的一些当地员工看起来行为超出了公司的“流程”。
　　
　　五名供职于其他外国药企的员工向BBC承认，腐败确实是个问题。
　　
　　其中一名销售员说，他的公司付了大约1000美元（6200元人民币）以让自己的产品回到某间医院的药柜上。
　　
　　“我不否认（给医生钱）在外国企业中发生过，”那个销售代表说，“但这不常见的，并且只有很少的人能拿得到，”在一个被患者压垮的体制中，腐败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拍下了在一间北京医院门口非法贩卖预约挂号的黄牛。他们已颇具规模，甚至还有名片。一个黄牛告诉我们，如果付50美元（310元人民币）给他，就能帮我们搞到下午的号。否则你得等好几个星期。
　　
　　“无以为继”
　　
　　当遭遇疾病时，这的家庭花掉了他们大部分的积蓄。官方希望通过治理腐败来降低医疗费用。这样一来，北京方面希望能够刺激国内的消费。
　　
　　“我们曾在这淘过金，而眼下，现有的经济模式是无以为继的，”一名商业分析师詹姆士·麦克格雷说道，“为了建立一个消费驱动型经济，消费者要有对未来，对政府和他们的医疗保健的信心。”
　　
　　“这大概就是政府为什么对所有这些制药企业紧追不放的原因，因为他们要在民众中建立信心。”他还说道，“你不能命令民众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花掉，你得诱使他们因为安于现状而去花钱。”
　　
　　回到杨红霞的家里，她和家人的晚饭就快吃完了。
　　
　　对于杨红霞来说，任何关于度假和添置家具的想法都是遥不可及的梦。她把每分钱都花在丈夫的医疗费上了，药价降低之前，他们所能期望的就是尽力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