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梯田，不止是景观
2013-7-16 10:18:1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要评论（）
作者：贾冬婷
梯田上的哈尼人生
从昆明到红河哈尼梯田的最快路线，是经玉溪到建水，再到元阳，375公里，长途车大约要走7个多小时。到达哈尼族聚居的17万亩梯田区，要翻越从西北向东南横贯滇南的哀牢山，和与之相伴而行的红河，旧时这是一条文明与蛮荒的分界线，红河南岸称为“江外”，是一个充满神秘传说的化外之地，交通不便也是哈尼梯田被外界“发现”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到梯田的第一眼依然震撼。目之所及，是十几个村寨的梯田连绵成片，就像大山雕刻出来的，非人力所能为。这是农历五月底，连绵的雨水中，秧苗开始抽穗、扬花，漫山遍野一片绿色。尽管这时候的梯田不像冬春两季的“镜面效果”那么有层次，但在箐口村村民张明华眼里各有各的美，“冬春两季是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而夏季秧苗变绿，说明它在茁壮成长，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哈尼梯田的形成，与哈尼人对地理环境的主动选择和利用密不可分。在张明华记忆里，古歌里是这样说的：“哈尼的寨子在哪里/在骏马一样的高山上/哈尼的寨子像什么/像马尾耷在大山下方/大山像阿妈的胸脯/把寨子围在凹塘央。”哈尼梯田核心区的箐口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它坐落在海拔1600米左右的一片泥石流冲积扇上，从公路上远眺，这里确实算一片“凹塘”，地势西高东低。村民的房屋根据地势坐西向东，错落有致。村寨上方，是茂密的森林，为梯田提供水源；村寨下方，层层梯田从西向东缓缓地延伸到河谷一带，500多亩，大约2000多级。这一生态系统的循环十分巧妙：高山密林孕育的水潭和溪流被盘山而下的水沟引入村寨，供人畜用水之外，又进入梯田，长流不断。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哈尼梯田就在这一自上而下的生态系统中延续了上千年。
在17万亩红河哈尼梯田区域内，处在核心区的箐口是相对特殊的一个。2001年，哈尼梯田“申遗”启动，红河州政府选中这里作为民俗村开发，这个哈尼族小山村几乎是被裹挟着迅速进入旅游开发等现代生活中去的。之所以选中箐口，一是因为这里离游客集中的云阳老县城只有不到7公里，二是这里人口较少，传统房屋保存较好，当时只需对50多户房屋进行改建，政府投入较少。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马翀炜已经在箐口进行了10年的跟踪调查，他告诉本刊，当时之所以选择这里建立基地，正是想找一个“在变化中的村子”。学者研究往往看到的一个回溯性的结果，因为隔一段再去看，一种文化视像就消失了。但是变化是怎么逐步发生的？他希望加入被研究对象的视角，做相对持续性的观察。他们在村里选择了有高中学历、时任村民小组副组长的张明华，每天做村志记录，一记就是10年。
在这个变化中的哈尼族村落，有些东西10年间却没怎么变。马翀炜说，这里仍以梯田稻作农耕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围绕梯田农耕活动产生祭祀、节日、自然崇拜、古歌、古礼等一系列精神文化的变化也不显著，这也是哈尼梯田维系的根基。
作为一个哈尼家庭中的第三个男孩，张明华还有一个哈尼名字，叫“好仆”，“好”是鸡的意思，“仆”是生的意思，意思是鸡日那天生的。他告诉本刊记者，哈尼名字一般是按生辰日的属相来取的，会在婴儿出生的几分钟内就取了，因为有一种观念担心被鬼在人之前就给孩子取名，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夭折掉。这也是哈尼族一系列自然崇拜的一种。在“好仆”出生的第13天，父母按习俗给他行了“出门礼”，从此以后天地万物之神才会正式承认他的存在并对他予以保护，这其实是获得生存权的神圣节日。有趣的是，这个仪式全部是指向梯田的。抱出来的时候，父亲在门前竖了一根三尖叉，上面挂一顶平时下田用的帽子和一个挂包。因为是男孩，挂包里放了一把砍田埂用的弯刀。如果是女孩，挂包里就会放一把割谷子用的锯镰。他小时候还玩一种“开梯田”的游戏：用小锄头在地上模仿大人开梯田，也开水沟，把水引到挖出来的迷你梯田里面去，不时在田埂上拍拍打打，大人会奖励一个红鸡蛋。有句俗话说“梯田是小伙子的脸”，事实上糊田埂是春耕时每个哈尼男人都要干的活，田埂糊不好没有女人愿意嫁。甚至在婚礼上，新郎也要扛上锄头，新娘要背上装有食品、镰刀、谷种的背箩，走到自家田地里，新郎要象征性地做挖田、犁田和耙田的动作，新娘从背箩里拿出种子做播种、浇灌等动作，并在田间吃完午饭返回家，婚礼才算结束。某种意义上说，哈尼人的一生都和梯田缠绕在了一起。
这几天，张明华开始为“苦扎扎节”做准备了。“苦扎扎节”也叫“六月节”，一般都在农历六月的第一轮，活动主要集中在属狗、属猪、属鼠这三天。他说，这是哈尼村寨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最重要的节日，因为不仅标志着历法意义上的盛夏到来，而且是对稻谷丰收的祈愿，农耕活动从此进入中耕和秋收前的准备阶段。按照传统，苦扎扎节的具体日子是由“咪古”确定的，张明华去找现任大咪古李志和商议此事。咪谷相当于哈尼族的祭司，是村民道德、精神等的最高标准，村民们对李志和的选择就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格理想：一是妻子健在，儿女双全；二是历代祖先及家属均未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三是本人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等。
下午18点，李志和才背着一大捆黄豆从地里回来。他看上去瘦小精明，日常生活中只是一般村民，每天下梯田干活，咪谷的作用和特权，只是局限在仪式期间。咪古的当选也有一定的世袭成分，李志和的父亲就在箐口当了20多年的大咪古。主持村寨祭祀的咪古的作用显然不可小觑，苦扎扎节时更是如此。每年苦扎扎节前后，全寨每户家庭还要向大咪谷缴纳2升，共约400多公斤的干谷子。李志和翻了翻日历，初步确认说今年应该在农历六月十二日办，属相也相符。这将是他第三次主持苦扎扎仪式，他告诉本刊，其中最主要的环节包括翻新祭祀房——秋房，新建磨秋和秋千，杀牛分享圣餐、秋房祭祀、打磨秋及打秋千等。这个节日的来历据说是哈尼人祭奠在开沟引水、烧山垦田时伤害的野物们的亡灵，高高地架秋千、立磨秋来荡，让野物们误以为哈尼人被“吊死”在半空中，便不再来糟蹋梯田的庄稼。
如果说咪古是哈尼村寨的祭司，摩匹则扮演了另一种角色——更隐秘也更重要的巫师。由于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文化传承只能靠摩匹世代口耳相传，这一群体在古代也被认为是哈尼族与头人、工匠并重的“三种能人”之一。箐口村现任大摩匹是李正林，他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很早就是本村的摩匹，祖父、父亲也是摩匹。他8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各种摩匹知识，20岁才独立进行祭祀。现在他70岁了，开始传授给18岁的孙子。他形容，摩匹的知识就像阶梯一样，需要熟练掌握丰富的本民族的神话、历史、文学艺术、习惯法、各家族的“父子连名”等。相比咪古的地缘性特征，他更多针对家族性的祭祀，比如本族的婚礼、丧礼以及盖房祭祀等各种仪式，另外，还有各种各样为个别家庭或个人祈福、消灾、招魂、治病等。张明华说，摩匹事务繁忙，每次有人请，对方都愿意付相应的费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尽管摩匹和咪古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具有政教合一的权力，但作为在大约占据哈尼村寨1/4时间的宗教活动中的主持者，他们还是对村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比如在哈尼村寨，寨神林里的树木是不能随意砍伐或者攀折的，如果违反了，将由咪古进行严惩。事实上，对树木的崇拜是哈尼村寨山、水、火、植物、动物等一系列自然崇拜中的一种，张明华就几次记录下对老树的祭奠。村民认为古树倒下，如同老人病死，也是有生命的事物的死亡。因此，人们选择吉日对它进行祭奠，由摩匹主持，咪古协助。对梯田里的稻谷也是如此，很多村民都认为秧苗有秧苗的魂灵，一旦播种下去就不能轻易去动它。
多样性缺失与物种入侵：耕作隐忧
四兄弟分田时，张明华分得了水田一亩多，旱田一亩多。这一数字与箐口村的人均耕作面积相差无几，因为地处山区，这里人地矛盾显著，精耕细作尤为重要。
箐口的稻作沿用了很多哈尼梯田自古以来的自然智慧。比如开挖水沟，这也是梯田开垦的基础。这在雨季显得尤为重要，连日来雨水连绵，寨子里也没有积水，因为溪水和雨水都顺着水沟灌溉了梯田。肥料也可以借助水沟冲刷到指定的梯田里，叫作“沟水冲肥”。张明华介绍，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住在寨子脚的人家，水田离得近，只要把家里的牛粪和猪粪等农家肥背到水渠处，把要冲肥的田水首先放干，之后就可以用水把肥料冲到所要施肥的田里。在一些哈尼村寨里，根据梯田的大小，在水渠分叉处设置一块木板上刻画上不同的刻度，按照刻度来对不同人家用水进行分流，所谓“木刻分水”，还设有专门的“沟长”进行管理。而箐口村得益于两口地下泉眼，水资源比较丰富，据摩匹李正林回忆，1958年开始村里把多余的水源分给临近寨子，自此后箐口就没有“分水”了。
为了从稻田里获得更多产出，常年调研哈尼梯田的红河学院教授黄绍文观察，箐口村民在田埂上种植黄豆，田边地脚也开辟成菜园，栽种辣椒、茄子、南瓜、薄荷等蔬菜，在玉米地中套种黄豆、四季豆等。而且，还根据水稻生长的周期，在稻田里养鱼：在栽秧季节刚把秧苗插完就立即在田中放入鱼苗，等稻谷收割时鱼已长大，与稻谷同时收获，这么来回轮养。
即便如此，在大部分人家，梯田里全部的产出——稻谷、蔬菜、鱼等，也刚刚甚至还不够自己家食用，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换取额外收入了。以产自梯田一年一季的红米为例，产量低而且不稳定，亩产量最好的只有250～300斤。所以一到“苦扎扎”这种大规模祭祀的时节，张明华都要到去集市上购买各种食品。
在增产的心态下，哈尼梯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杂交稻，政府主导，一开始将籽种无偿送给农民，化肥优惠价供应，因此，杂交稻到了90代末期得到较大面积的推广。黄绍文忧心于由此带来的传统品种的消失，据他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传统品种达200多个，至今整个元阳县还在种植的只有60～80种，丧失了2/3。至今保存的这一小部分，也是因为节日庆典上必须要用，比如一些糯米品种。从一定意义上讲，杂交稻成为哈尼梯田稻种生物多样性的“杀手”，是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黄绍文从小也在元阳一个哈尼村寨中长大，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寨里没有过大规模的水稻病虫害。究其原因，是梯田形成了一个活的基因库，多样性的稻谷品种的套种和梯田的生物多样性对水稻病虫害具有抑制功能。不生病，也从来不要农药杀虫剂，这一切大大降低了农民经营梯田的成本。而2007年6月，元阳等地的哈尼梯田发生了大面积的稻飞虱虫害，他认为，一定程度上是杂交稻品种结构单一、病虫害的抑制力差导致的。黄绍文指出，从经济上看，传统稻种虽然产量低，但米质优良，不施化肥、不施农药，在元阳县市场上卖到1公斤8块钱，而杂交稻只有3块钱左右。在广州市场上，传统的“梯田红米”卖到1公斤30块钱，只不过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开。
杂交稻带来的另一大问题是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因为杂交稻要施肥，久而久之，造成土壤板结，踩都踩不进去。黄绍文记得，小时候他走在田埂上都是软软的，土壤捧在手里会像豆腐一样沥出。他说，哈尼族有经常换种的习俗。一个品种种两三年之后，就要与他人进行“换种”。既可以与其他的村寨换，也可以在本村本寨换。不仅不同的品种之间要换，不同人家种的同一个品种也应该换。哈尼人认为，土壤跟人一样，是有“胃口”的。正如人总是吃同一种菜影响味口一样，长期种同一个品种，长势不如先前那么好，产量不如以前那么高，就是土壤胃口不好的表现。
除了稻飞虱虫害，近几年箐口村民最头痛的就是“龙虾闹田”。张明华印象里，最初是有户打工回来的人家觉得这东西新鲜，放在自家水田里养，还拿来油炸着吃，没想到它繁殖迅猛，三四月份天一热，一只龙虾就能产出200多只。而且它吃刚冒出的秧苗，还在田埂上打洞，有的洞深得“一只胳膊探下去都够不到底”。张明华听说，此前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菲律宾科迪勒拉山区的高山梯田正是前车之鉴，它曾经遭受巨型蚯蚓入侵，导致多处崩塌。箐口村对闹田的龙虾尝试了各种办法之后，只能打农药，但量少了不管用，量多了又容易把其他生物也药死。打农药毕竟只能治标，真正抑制，还要找到龙虾的天敌，利用稻田养殖的生物多样性来解决。
维系在哈尼村寨上的生活只能勉强自给自足，所以像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箐口村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张明华说，每年稻谷收割后的10月份是打工高峰期，大部分人都选择在附近区域打短工，春节回来，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找“过年钱”。不过，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梯田交由家里老人耕种了。拿张明华为例，他在村里是少有的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毕业后入伍，之后尝试过交通协管员、矿工、塑钢厂职工等工作，觉得发展不大，10多年前选择回到村里。两年前，他的亲戚给他找了一份在县电力局当资料员的工作，那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算上年终分红每月能拿到3000块钱左右。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去，觉得受制于人，还是种田更自在。最近他打算联合几个村民，在村子的旱田里种药材。因为表哥在水卜龙寨子脚是栽培了上万株重楼，现在的市场价钱1公斤可以卖到400元以上，适合在本地栽种。不过前期投入大，每亩要10万元左右，生长期也有点慢，要五六年左右才能收一次，不过如果不遭受大的虫害，几年就能收回成本。
村里年轻人选择离开梯田的越来越多，不过目前哈尼梯田还没有出现平原地区的大面积“抛荒”。张明华说，大部分人家都由老人耕种，或者插秧、收割时请人帮忙，或者全年雇人养护，收成也归别人，也要维持梯田的运作。因为，一旦水田转旱地，之后再想转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水放干了，土质就会疏松，再放水会“垮梗”，这也是冬季要放水养田的原因。而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梯田，即便面积有限，也是哈尼人“最后的保险”。
蘑菇房：脱节的传统
除了梯田，红河哀牢山一带的哈尼族的另一特征是他们居住的蘑菇房。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中，一片土黄色的蘑菇状屋顶，构成一幅梯田人家的标准画面。作为哈尼民俗村，箐口村有意识地保留了这一传统民居样式。
所谓蘑菇房，是哈尼族在传统条件下，就地取材建造的房屋：基础是石头，把墙脚砌稳；之后是用当地的土做成土坯，一块块地砌上来；里面用木料做柱子，柱子与柱子相互用木料连着。而且，立柱子时要区分公柱与母柱，最主要的一棵柱子底部要压一块银币，以求吉祥和发财之意，立柱子当天还要杀鸡以求顺利和赐福；最上层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用来挡雨和堆放谷物，形似蘑菇。功能上，大致是第一层养牲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堆放谷物。张明华说，若干年前，这种房子就被视为“落后”、“贫困”的象征，有点积蓄的人家都急于拆了重建砖混结构的房子。据马翀炜当时的调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在民俗村改造中将蘑菇房作为哈尼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进行建构，箐口村的这些蘑菇房极有可能已被石棉瓦屋顶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取代了。事实上，在改造开始的2001年，村内35%的住房已经不是蘑菇房的式样了。当时，元阳县旅游局下属的民俗村管委会规定，村内所有的房子都要加盖茅草屋顶，建筑材料也要用传统的，而政府承诺按住房面积，以每平方米45元的标准，对村民改建蘑菇房予以补助。
张明华认为，这几年的蘑菇房不过是为了统一而统一的装饰品罢了，或者说是“穿泥衣戴草帽”的弄巧成拙的建筑。据他的统计，每年都有五六户以上的人家新建或重建房子，没有一家按照以前的做法，都是垒石头墙或者砖墙，再用土黄色刷墙，加一个茅草顶。因为房中央不再设火塘，也没有土坯墙体和木梁将温度向上传导至屋顶中的谷物和茅草，现在的茅草顶也失去了大半的意义，而且很容易潮湿腐烂。而房屋内部功能的改变更大，村民们都学着外面的建筑，留出了一定面积的客厅，面积足够的人家还加上了卫生间，传统的中柱也只是在新房迁居的时候在某个角落立一根木柱子就替代了。有几种理由：一是传统的土坯木料建筑的确是年代久远，木料腐烂，墙体变形，成了危房；二是大梁和柱子的木料缺乏；三是现代的青年人不满于传统，都希望居住在宽敞、明亮、卫生、安全的房子里，而不是低矮、潮湿、黑暗的所谓蘑菇房。
加蘑菇顶是一个妥协的方案。不过，且不说村民们要为可能发生的火灾而经常担忧，每隔几年换屋顶也是一个花钱又费力的麻烦事。政府现在每年发给每户的蘑菇房保护费提高到了100元，不过张明华觉得这钱拿得不是滋味。茅草终日风吹日晒雨淋，三四年就要更换一次，而更换一块五六十平方米大小的屋顶，少说也要花五六千元，每年的政府补贴再节约也修复不了自己家的茅草房，所以谁也不愿意为了这笔钱去加盖蘑菇顶。
很明显，以蘑菇房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已经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生活脱节了。与此类似的，政府在箐口村口修建了一个来自印第安文化的石制图腾柱，又投入200多万元建成了文化陈列馆、休闲观景楼、文化广场等设施。水碾、水碓和水磨等传统农耕文化设施，早在村寨通电工程完成后，就已经基本闲置不用了，也被重新建造。村里的两个泉眼，哈尼名“大泉眼”的，也被打造成旅游景点，并重新命名为白龙泉和长寿泉。
谁的遗产？
“梯田是好看，可就是吃不饱肚子。”这是箐口村村民的普遍看法。据马翀炜统计，自村里2001年旅游开发以来，每户人家每年从中分红只有100元左右，而且经历了政府开发、资本进入之后，目前进入到世界遗产阶段，这一数字仍未提高。马翀炜戏称是“水白流、风光白看、相片白照”。
箐口村目前的旅游收入几乎只依靠门票。游客的住宿、吃饭等消费，几乎都留在了几公里外的新街镇。自2001年政府开发10年间，进村的单张门票价格是10元，后来涨到15元，这笔收入中的70%归政府，剩下的30%先用于村里文艺表演队的日常开支以及支付打扫村寨卫生的费用，之后才分给村民。2009年，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接手，世博占股66.67%，元阳县国资公司占股33.33%。他们和箐口村委会重新签订了合同，规定每年一次性交3万块钱给村里分红。时任村民小组副组长的张明华也参加了那次谈判，他并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世博已经把门票涨到30元，落到每户人家，每年分红基本没变，但其实村里所占比例反而降低了。这几年，世博公司进来后，除了修建了一个观景台，并没有在政府此前修路、通路灯、建广场基础上给村里进行什么看得见的投资，而且逐渐开始垄断村内小商铺、运送散客的车辆等。现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世博显然成了坐收渔利者。而村民作为梯田中世代生活的主体，其利益却被忽视了。
在对哈尼梯田的深度发掘中，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也在发生冲撞。张明华告诉本刊，大部分祭祀是隐秘性的，比如说，在哈尼村寨中，如果看到谁家门前插着绿树枝，说明这家人在进行某种祭祀。这种祭祀和交通绿灯指示相反，意在声明不准外人进入，也不能在外与他家人打招呼，要是有人违背了，这个祭祀就失败了。但这几年，随着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及旅游开发的不断进行，各种仪式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这一矛盾在村里大摩匹李正林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一方面作为哈尼古歌“哈巴”的传承人，也是村文艺队的负责人之一，有一定的传播哈尼文化的职责，事实上他和文艺队也常为游客表演哈巴和舞蹈，同时收取相应费用；另一方面，作为村里行使巫师角色的大摩匹，他又抵触仪式神秘性被破坏。他对政府开发旅游提的主要意见就是，不要干涉祭祀。
比如2005年，箐口村过苦扎扎节用的磨秋和秋千是当年7月25日搭建的。按照传统习俗，要到满12天后的早晨，才能将磨秋抬下，将秋千的绳索割断，将秋千板收起。但是7月30日下午，有两个外地游客在打磨秋时把磨秋弄得掉了下来。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必须受到惩罚，罚款用于支付咪古们进行消灾活动的费用。但这次把磨秋弄下来的人跑了，补救性的仪式最终没有进行。正当咪古和一些村民忧心忡忡的时候，当地果真出了大事，当晚一些观众爬上围墙观看庆祝彝族火把节的演出时，围墙倒塌，死了5人，伤了18人。咪古们相信，这与磨秋掉下来一事有关，并断言这是不祥之兆。
马翀炜说，当神圣性受到娱乐性的挑战时，负责举行“神圣性”宗教仪式的咪古和摩匹等人便试图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进行回击。他们声言，该村在旅游开发之后出现的许多不祥之事，都是由旅游开发导致的。咪古们的这种说法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使得政府部门不能完全不加理会。妥协的办法是：只要在“苦扎扎”以外的时间动了磨秋，就由政府部门出资300元左右，请咪古等人来消灾。张明华说，特别是这两年，村里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增多了，他们认为是旅游开发新修的寨神林通道冲撞了神灵，于是村民自发把这条路用水泥堵上，村里祭祀仍走老路。另外，负责村庄祭祀的咪古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为此两年前大咪古换成了现在的李志和，以求换个运道。
梯田上的哈尼人生
从昆明到红河哈尼梯田的最快路线，是经玉溪到建水，再到元阳，375公里，长途车大约要走7个多小时。到达哈尼族聚居的17万亩梯田区，要翻越从西北向东南横贯滇南的哀牢山，和与之相伴而行的红河，旧时这是一条文明与蛮荒的分界线，红河南岸称为“江外”，是一个充满神秘传说的化外之地，交通不便也是哈尼梯田被外界“发现”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到梯田的第一眼依然震撼。目之所及，是十几个村寨的梯田连绵成片，就像大山雕刻出来的，非人力所能为。这是农历五月底，连绵的雨水中，秧苗开始抽穗、扬花，漫山遍野一片绿色。尽管这时候的梯田不像冬春两季的“镜面效果”那么有层次，但在箐口村村民张明华眼里各有各的美，“冬春两季是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而夏季秧苗变绿，说明它在茁壮成长，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哈尼梯田的形成，与哈尼人对地理环境的主动选择和利用密不可分。在张明华记忆里，古歌里是这样说的：“哈尼的寨子在哪里/在骏马一样的高山上/哈尼的寨子像什么/像马尾耷在大山下方/大山像阿妈的胸脯/把寨子围在凹塘央。”哈尼梯田核心区的箐口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它坐落在海拔1600米左右的一片泥石流冲积扇上，从公路上远眺，这里确实算一片“凹塘”，地势西高东低。村民的房屋根据地势坐西向东，错落有致。村寨上方，是茂密的森林，为梯田提供水源；村寨下方，层层梯田从西向东缓缓地延伸到河谷一带，500多亩，大约2000多级。这一生态系统的循环十分巧妙：高山密林孕育的水潭和溪流被盘山而下的水沟引入村寨，供人畜用水之外，又进入梯田，长流不断。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哈尼梯田就在这一自上而下的生态系统中延续了上千年。
在17万亩红河哈尼梯田区域内，处在核心区的箐口是相对特殊的一个。2001年，哈尼梯田“申遗”启动，红河州政府选中这里作为民俗村开发，这个哈尼族小山村几乎是被裹挟着迅速进入旅游开发等现代生活中去的。之所以选中箐口，一是因为这里离游客集中的云阳老县城只有不到7公里，二是这里人口较少，传统房屋保存较好，当时只需对50多户房屋进行改建，政府投入较少。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马翀炜已经在箐口进行了10年的跟踪调查，他告诉本刊，当时之所以选择这里建立基地，正是想找一个“在变化中的村子”。学者研究往往看到的一个回溯性的结果，因为隔一段再去看，一种文化视像就消失了。但是变化是怎么逐步发生的？他希望加入被研究对象的视角，做相对持续性的观察。他们在村里选择了有高中学历、时任村民小组副组长的张明华，每天做村志记录，一记就是10年。
在这个变化中的哈尼族村落，有些东西10年间却没怎么变。马翀炜说，这里仍以梯田稻作农耕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围绕梯田农耕活动产生祭祀、节日、自然崇拜、古歌、古礼等一系列精神文化的变化也不显著，这也是哈尼梯田维系的根基。
作为一个哈尼家庭中的第三个男孩，张明华还有一个哈尼名字，叫“好仆”，“好”是鸡的意思，“仆”是生的意思，意思是鸡日那天生的。他告诉本刊记者，哈尼名字一般是按生辰日的属相来取的，会在婴儿出生的几分钟内就取了，因为有一种观念担心被鬼在人之前就给孩子取名，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夭折掉。这也是哈尼族一系列自然崇拜的一种。在“好仆”出生的第13天，父母按习俗给他行了“出门礼”，从此以后天地万物之神才会正式承认他的存在并对他予以保护，这其实是获得生存权的神圣节日。有趣的是，这个仪式全部是指向梯田的。抱出来的时候，父亲在门前竖了一根三尖叉，上面挂一顶平时下田用的帽子和一个挂包。因为是男孩，挂包里放了一把砍田埂用的弯刀。如果是女孩，挂包里就会放一把割谷子用的锯镰。他小时候还玩一种“开梯田”的游戏：用小锄头在地上模仿大人开梯田，也开水沟，把水引到挖出来的迷你梯田里面去，不时在田埂上拍拍打打，大人会奖励一个红鸡蛋。有句俗话说“梯田是小伙子的脸”，事实上糊田埂是春耕时每个哈尼男人都要干的活，田埂糊不好没有女人愿意嫁。甚至在婚礼上，新郎也要扛上锄头，新娘要背上装有食品、镰刀、谷种的背箩，走到自家田地里，新郎要象征性地做挖田、犁田和耙田的动作，新娘从背箩里拿出种子做播种、浇灌等动作，并在田间吃完午饭返回家，婚礼才算结束。某种意义上说，哈尼人的一生都和梯田缠绕在了一起。
这几天，张明华开始为“苦扎扎节”做准备了。“苦扎扎节”也叫“六月节”，一般都在农历六月的第一轮，活动主要集中在属狗、属猪、属鼠这三天。他说，这是哈尼村寨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最重要的节日，因为不仅标志着历法意义上的盛夏到来，而且是对稻谷丰收的祈愿，农耕活动从此进入中耕和秋收前的准备阶段。按照传统，苦扎扎节的具体日子是由“咪古”确定的，张明华去找现任大咪古李志和商议此事。咪谷相当于哈尼族的祭司，是村民道德、精神等的最高标准，村民们对李志和的选择就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格理想：一是妻子健在，儿女双全；二是历代祖先及家属均未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三是本人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等。
下午18点，李志和才背着一大捆黄豆从地里回来。他看上去瘦小精明，日常生活中只是一般村民，每天下梯田干活，咪谷的作用和特权，只是局限在仪式期间。咪古的当选也有一定的世袭成分，李志和的父亲就在箐口当了20多年的大咪古。主持村寨祭祀的咪古的作用显然不可小觑，苦扎扎节时更是如此。每年苦扎扎节前后，全寨每户家庭还要向大咪谷缴纳2升，共约400多公斤的干谷子。李志和翻了翻日历，初步确认说今年应该在农历六月十二日办，属相也相符。这将是他第三次主持苦扎扎仪式，他告诉本刊，其中最主要的环节包括翻新祭祀房——秋房，新建磨秋和秋千，杀牛分享圣餐、秋房祭祀、打磨秋及打秋千等。这个节日的来历据说是哈尼人祭奠在开沟引水、烧山垦田时伤害的野物们的亡灵，高高地架秋千、立磨秋来荡，让野物们误以为哈尼人被“吊死”在半空中，便不再来糟蹋梯田的庄稼。
如果说咪古是哈尼村寨的祭司，摩匹则扮演了另一种角色——更隐秘也更重要的巫师。由于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文化传承只能靠摩匹世代口耳相传，这一群体在古代也被认为是哈尼族与头人、工匠并重的“三种能人”之一。箐口村现任大摩匹是李正林，他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很早就是本村的摩匹，祖父、父亲也是摩匹。他8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各种摩匹知识，20岁才独立进行祭祀。现在他70岁了，开始传授给18岁的孙子。他形容，摩匹的知识就像阶梯一样，需要熟练掌握丰富的本民族的神话、历史、文学艺术、习惯法、各家族的“父子连名”等。相比咪古的地缘性特征，他更多针对家族性的祭祀，比如本族的婚礼、丧礼以及盖房祭祀等各种仪式，另外，还有各种各样为个别家庭或个人祈福、消灾、招魂、治病等。张明华说，摩匹事务繁忙，每次有人请，对方都愿意付相应的费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尽管摩匹和咪古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具有政教合一的权力，但作为在大约占据哈尼村寨1/4时间的宗教活动中的主持者，他们还是对村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比如在哈尼村寨，寨神林里的树木是不能随意砍伐或者攀折的，如果违反了，将由咪古进行严惩。事实上，对树木的崇拜是哈尼村寨山、水、火、植物、动物等一系列自然崇拜中的一种，张明华就几次记录下对老树的祭奠。村民认为古树倒下，如同老人病死，也是有生命的事物的死亡。因此，人们选择吉日对它进行祭奠，由摩匹主持，咪古协助。对梯田里的稻谷也是如此，很多村民都认为秧苗有秧苗的魂灵，一旦播种下去就不能轻易去动它。
多样性缺失与物种入侵：耕作隐忧
四兄弟分田时，张明华分得了水田一亩多，旱田一亩多。这一数字与箐口村的人均耕作面积相差无几，因为地处山区，这里人地矛盾显著，精耕细作尤为重要。
箐口的稻作沿用了很多哈尼梯田自古以来的自然智慧。比如开挖水沟，这也是梯田开垦的基础。这在雨季显得尤为重要，连日来雨水连绵，寨子里也没有积水，因为溪水和雨水都顺着水沟灌溉了梯田。肥料也可以借助水沟冲刷到指定的梯田里，叫作“沟水冲肥”。张明华介绍，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住在寨子脚的人家，水田离得近，只要把家里的牛粪和猪粪等农家肥背到水渠处，把要冲肥的田水首先放干，之后就可以用水把肥料冲到所要施肥的田里。在一些哈尼村寨里，根据梯田的大小，在水渠分叉处设置一块木板上刻画上不同的刻度，按照刻度来对不同人家用水进行分流，所谓“木刻分水”，还设有专门的“沟长”进行管理。而箐口村得益于两口地下泉眼，水资源比较丰富，据摩匹李正林回忆，1958年开始村里把多余的水源分给临近寨子，自此后箐口就没有“分水”了。
为了从稻田里获得更多产出，常年调研哈尼梯田的红河学院教授黄绍文观察，箐口村民在田埂上种植黄豆，田边地脚也开辟成菜园，栽种辣椒、茄子、南瓜、薄荷等蔬菜，在玉米地中套种黄豆、四季豆等。而且，还根据水稻生长的周期，在稻田里养鱼：在栽秧季节刚把秧苗插完就立即在田中放入鱼苗，等稻谷收割时鱼已长大，与稻谷同时收获，这么来回轮养。
即便如此，在大部分人家，梯田里全部的产出——稻谷、蔬菜、鱼等，也刚刚甚至还不够自己家食用，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换取额外收入了。以产自梯田一年一季的红米为例，产量低而且不稳定，亩产量最好的只有250～300斤。所以一到“苦扎扎”这种大规模祭祀的时节，张明华都要到去集市上购买各种食品。
在增产的心态下，哈尼梯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杂交稻，政府主导，一开始将籽种无偿送给农民，化肥优惠价供应，因此，杂交稻到了90代末期得到较大面积的推广。黄绍文忧心于由此带来的传统品种的消失，据他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传统品种达200多个，至今整个元阳县还在种植的只有60～80种，丧失了2/3。至今保存的这一小部分，也是因为节日庆典上必须要用，比如一些糯米品种。从一定意义上讲，杂交稻成为哈尼梯田稻种生物多样性的“杀手”，是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黄绍文从小也在元阳一个哈尼村寨中长大，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寨里没有过大规模的水稻病虫害。究其原因，是梯田形成了一个活的基因库，多样性的稻谷品种的套种和梯田的生物多样性对水稻病虫害具有抑制功能。不生病，也从来不要农药杀虫剂，这一切大大降低了农民经营梯田的成本。而2007年6月，元阳等地的哈尼梯田发生了大面积的稻飞虱虫害，他认为，一定程度上是杂交稻品种结构单一、病虫害的抑制力差导致的。黄绍文指出，从经济上看，传统稻种虽然产量低，但米质优良，不施化肥、不施农药，在元阳县市场上卖到1公斤8块钱，而杂交稻只有3块钱左右。在广州市场上，传统的“梯田红米”卖到1公斤30块钱，只不过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开。
杂交稻带来的另一大问题是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因为杂交稻要施肥，久而久之，造成土壤板结，踩都踩不进去。黄绍文记得，小时候他走在田埂上都是软软的，土壤捧在手里会像豆腐一样沥出。他说，哈尼族有经常换种的习俗。一个品种种两三年之后，就要与他人进行“换种”。既可以与其他的村寨换，也可以在本村本寨换。不仅不同的品种之间要换，不同人家种的同一个品种也应该换。哈尼人认为，土壤跟人一样，是有“胃口”的。正如人总是吃同一种菜影响味口一样，长期种同一个品种，长势不如先前那么好，产量不如以前那么高，就是土壤胃口不好的表现。
除了稻飞虱虫害，近几年箐口村民最头痛的就是“龙虾闹田”。张明华印象里，最初是有户打工回来的人家觉得这东西新鲜，放在自家水田里养，还拿来油炸着吃，没想到它繁殖迅猛，三四月份天一热，一只龙虾就能产出200多只。而且它吃刚冒出的秧苗，还在田埂上打洞，有的洞深得“一只胳膊探下去都够不到底”。张明华听说，此前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菲律宾科迪勒拉山区的高山梯田正是前车之鉴，它曾经遭受巨型蚯蚓入侵，导致多处崩塌。箐口村对闹田的龙虾尝试了各种办法之后，只能打农药，但量少了不管用，量多了又容易把其他生物也药死。打农药毕竟只能治标，真正抑制，还要找到龙虾的天敌，利用稻田养殖的生物多样性来解决。
维系在哈尼村寨上的生活只能勉强自给自足，所以像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箐口村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张明华说，每年稻谷收割后的10月份是打工高峰期，大部分人都选择在附近区域打短工，春节回来，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找“过年钱”。不过，现在也有不少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梯田交由家里老人耕种了。拿张明华为例，他在村里是少有的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毕业后入伍，之后尝试过交通协管员、矿工、塑钢厂职工等工作，觉得发展不大，10多年前选择回到村里。两年前，他的亲戚给他找了一份在县电力局当资料员的工作，那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算上年终分红每月能拿到3000块钱左右。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去，觉得受制于人，还是种田更自在。最近他打算联合几个村民，在村子的旱田里种药材。因为表哥在水卜龙寨子脚是栽培了上万株重楼，现在的市场价钱1公斤可以卖到400元以上，适合在本地栽种。不过前期投入大，每亩要10万元左右，生长期也有点慢，要五六年左右才能收一次，不过如果不遭受大的虫害，几年就能收回成本。
村里年轻人选择离开梯田的越来越多，不过目前哈尼梯田还没有出现平原地区的大面积“抛荒”。张明华说，大部分人家都由老人耕种，或者插秧、收割时请人帮忙，或者全年雇人养护，收成也归别人，也要维持梯田的运作。因为，一旦水田转旱地，之后再想转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水放干了，土质就会疏松，再放水会“垮梗”，这也是冬季要放水养田的原因。而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梯田，即便面积有限，也是哈尼人“最后的保险”。
蘑菇房：脱节的传统
除了梯田，红河哀牢山一带的哈尼族的另一特征是他们居住的蘑菇房。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中，一片土黄色的蘑菇状屋顶，构成一幅梯田人家的标准画面。作为哈尼民俗村，箐口村有意识地保留了这一传统民居样式。
所谓蘑菇房，是哈尼族在传统条件下，就地取材建造的房屋：基础是石头，把墙脚砌稳；之后是用当地的土做成土坯，一块块地砌上来；里面用木料做柱子，柱子与柱子相互用木料连着。而且，立柱子时要区分公柱与母柱，最主要的一棵柱子底部要压一块银币，以求吉祥和发财之意，立柱子当天还要杀鸡以求顺利和赐福；最上层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用来挡雨和堆放谷物，形似蘑菇。功能上，大致是第一层养牲畜，第二层住人，第三层堆放谷物。张明华说，若干年前，这种房子就被视为“落后”、“贫困”的象征，有点积蓄的人家都急于拆了重建砖混结构的房子。据马翀炜当时的调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在民俗村改造中将蘑菇房作为哈尼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进行建构，箐口村的这些蘑菇房极有可能已被石棉瓦屋顶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取代了。事实上，在改造开始的2001年，村内35%的住房已经不是蘑菇房的式样了。当时，元阳县旅游局下属的民俗村管委会规定，村内所有的房子都要加盖茅草屋顶，建筑材料也要用传统的，而政府承诺按住房面积，以每平方米45元的标准，对村民改建蘑菇房予以补助。
张明华认为，这几年的蘑菇房不过是为了统一而统一的装饰品罢了，或者说是“穿泥衣戴草帽”的弄巧成拙的建筑。据他的统计，每年都有五六户以上的人家新建或重建房子，没有一家按照以前的做法，都是垒石头墙或者砖墙，再用土黄色刷墙，加一个茅草顶。因为房中央不再设火塘，也没有土坯墙体和木梁将温度向上传导至屋顶中的谷物和茅草，现在的茅草顶也失去了大半的意义，而且很容易潮湿腐烂。而房屋内部功能的改变更大，村民们都学着外面的建筑，留出了一定面积的客厅，面积足够的人家还加上了卫生间，传统的中柱也只是在新房迁居的时候在某个角落立一根木柱子就替代了。有几种理由：一是传统的土坯木料建筑的确是年代久远，木料腐烂，墙体变形，成了危房；二是大梁和柱子的木料缺乏；三是现代的青年人不满于传统，都希望居住在宽敞、明亮、卫生、安全的房子里，而不是低矮、潮湿、黑暗的所谓蘑菇房。
加蘑菇顶是一个妥协的方案。不过，且不说村民们要为可能发生的火灾而经常担忧，每隔几年换屋顶也是一个花钱又费力的麻烦事。政府现在每年发给每户的蘑菇房保护费提高到了100元，不过张明华觉得这钱拿得不是滋味。茅草终日风吹日晒雨淋，三四年就要更换一次，而更换一块五六十平方米大小的屋顶，少说也要花五六千元，每年的政府补贴再节约也修复不了自己家的茅草房，所以谁也不愿意为了这笔钱去加盖蘑菇顶。
很明显，以蘑菇房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已经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生活脱节了。与此类似的，政府在箐口村口修建了一个来自印第安文化的石制图腾柱，又投入200多万元建成了文化陈列馆、休闲观景楼、文化广场等设施。水碾、水碓和水磨等传统农耕文化设施，早在村寨通电工程完成后，就已经基本闲置不用了，也被重新建造。村里的两个泉眼，哈尼名“大泉眼”的，也被打造成旅游景点，并重新命名为白龙泉和长寿泉。
谁的遗产？
“梯田是好看，可就是吃不饱肚子。”这是箐口村村民的普遍看法。据马翀炜统计，自村里2001年旅游开发以来，每户人家每年从中分红只有100元左右，而且经历了政府开发、资本进入之后，目前进入到世界遗产阶段，这一数字仍未提高。马翀炜戏称是“水白流、风光白看、相片白照”。
箐口村目前的旅游收入几乎只依靠门票。游客的住宿、吃饭等消费，几乎都留在了几公里外的新街镇。自2001年政府开发10年间，进村的单张门票价格是10元，后来涨到15元，这笔收入中的70%归政府，剩下的30%先用于村里文艺表演队的日常开支以及支付打扫村寨卫生的费用，之后才分给村民。2009年，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接手，世博占股66.67%，元阳县国资公司占股33.33%。他们和箐口村委会重新签订了合同，规定每年一次性交3万块钱给村里分红。时任村民小组副组长的张明华也参加了那次谈判，他并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世博已经把门票涨到30元，落到每户人家，每年分红基本没变，但其实村里所占比例反而降低了。这几年，世博公司进来后，除了修建了一个观景台，并没有在政府此前修路、通路灯、建广场基础上给村里进行什么看得见的投资，而且逐渐开始垄断村内小商铺、运送散客的车辆等。现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世博显然成了坐收渔利者。而村民作为梯田中世代生活的主体，其利益却被忽视了。
在对哈尼梯田的深度发掘中，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也在发生冲撞。张明华告诉本刊，大部分祭祀是隐秘性的，比如说，在哈尼村寨中，如果看到谁家门前插着绿树枝，说明这家人在进行某种祭祀。这种祭祀和交通绿灯指示相反，意在声明不准外人进入，也不能在外与他家人打招呼，要是有人违背了，这个祭祀就失败了。但这几年，随着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及旅游开发的不断进行，各种仪式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这一矛盾在村里大摩匹李正林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一方面作为哈尼古歌“哈巴”的传承人，也是村文艺队的负责人之一，有一定的传播哈尼文化的职责，事实上他和文艺队也常为游客表演哈巴和舞蹈，同时收取相应费用；另一方面，作为村里行使巫师角色的大摩匹，他又抵触仪式神秘性被破坏。他对政府开发旅游提的主要意见就是，不要干涉祭祀。
比如2005年，箐口村过苦扎扎节用的磨秋和秋千是当年7月25日搭建的。按照传统习俗，要到满12天后的早晨，才能将磨秋抬下，将秋千的绳索割断，将秋千板收起。但是7月30日下午，有两个外地游客在打磨秋时把磨秋弄得掉了下来。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行为必须受到惩罚，罚款用于支付咪古们进行消灾活动的费用。但这次把磨秋弄下来的人跑了，补救性的仪式最终没有进行。正当咪古和一些村民忧心忡忡的时候，当地果真出了大事，当晚一些观众爬上围墙观看庆祝彝族火把节的演出时，围墙倒塌，死了5人，伤了18人。咪古们相信，这与磨秋掉下来一事有关，并断言这是不祥之兆。
马翀炜说，当神圣性受到娱乐性的挑战时，负责举行“神圣性”宗教仪式的咪古和摩匹等人便试图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进行回击。他们声言，该村在旅游开发之后出现的许多不祥之事，都是由旅游开发导致的。咪古们的这种说法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使得政府部门不能完全不加理会。妥协的办法是：只要在“苦扎扎”以外的时间动了磨秋，就由政府部门出资300元左右，请咪古等人来消灾。张明华说，特别是这两年，村里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增多了，他们认为是旅游开发新修的寨神林通道冲撞了神灵，于是村民自发把这条路用水泥堵上，村里祭祀仍走老路。另外，负责村庄祭祀的咪古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为此两年前大咪古换成了现在的李志和，以求换个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