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民族主义及酷儿族
2013-7-2 10:44:31 来源：译言网 我要评论（）
民族国家对酷儿群体的描绘正处在一个过渡期：从艾滋病所导致的死亡数字到成为争取自由和现代化的西化进步模范和榜样人物。但是这样的“粉红清洗”利用种族主义政治拉拢酷儿群体，要求大石·西卡尔（Oishik Sircar，人权律师）为酷儿社区的同志骄傲游行做好准备。
酷儿种族主义和同志民族主义
世界各地大部分地区都会在每年的六月举行不同规模的活动来庆祝同志骄傲月。同志骄傲月来自于对1969年6月28日是发生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骚乱”的纪念。印度许多城市在六月举行同志骄傲游行活动，以此纪念性少数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等）抵抗警察暴行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在许多欧洲国家，它被称为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克里斯托弗大街是石墙酒吧所在街道的名字。
2010年6月，我在柏林参加会议，参加了这里6月19日的举行的“主流”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CSD）同志游行活动。在柏林有两个CSD同志游行：被企业品牌大力赞助的“主流”同志游行活动较大，已与酷儿理论的激进起源分道扬镳，并在最近被指控犯有许多非政治化的做法；由社区支持的“另类”同志游行活动不接受企业赞助，其致力于激进的政治变革，关注与酷儿群体边缘化有关的的贫困和移民问题。
在我参加的“主流”CSD同志游行活动中，身穿绚丽多彩的服装的庞大人群聚集在巨大的舞台前，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哲学家和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舞台上被授予公民勇气奖（Civil Courage Prize）。舞台上的每个人都讲德语，所以陪伴着我的朋友不得不为我翻译舞台上人们所说的话。巴特勒被其中一位组织者介绍为“坚定的批判家”并被引领到舞台上领奖。巴特勒从她的手上接过奖项，走到麦克风前说：“当我思考如果今天接受了这个奖那将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如果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简单地接受这个‘勇气奖’的话，实际上说明我会失去勇气……我必须让我自己远离这场种族主义，包括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共谋。”在明确表达拒绝后，她接着说，酷儿群体被以反恐战争为名义的种族仇恨政治所拉拢，并以保护“现代”和“进步”的德国文化以防被“落后”和“恐同”的外人所污染的名义，被用来支持反移民政策和媒体宣传。
从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掌声。虽然一些组织者试图为自己辩解，但都被淹没在这沸沸扬扬的吵闹中。说实话，我有点困惑，因为我不明白酷儿群体的权利组织如何变成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为什么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会支持去将另一个弱势群体边缘化？后来喝上一杯后，朋友告诉我在德国有多少白人酷儿，他们参加“主流”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同志游行活动，多年来一直与永存的民族主义共谋，认定穆斯林移民不能被同化进入德国“文化”。他提到了几个白人酷儿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的“穆斯林测试（Muslim Test）”。这项后来被废除的测试是专门为寻求移民到德国的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准备的，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的儿子是同性恋你会做什么？巴特勒所反对的诸如“穆斯林测试”这样的政治活动，代表了一种奇怪的组合：以暴力民族主义语言来争取酷儿群体的权利。
利用酷儿群体来实现极端种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使对于反恐战争的虚假说明变得合法化：美国入侵会给这些“未开化”的伊斯兰国家会带来民主、和平、法治，给女性与同志带来自由。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被来自美国的“有色人种酷儿”、学者加丝比·普尔(JasbirPuar)称为“同志民族主义”。同志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用“开明进步”驱赶“未开化和落后”，用保护酷儿群体权利的名义隐藏西方白人酷儿组织中的种族主义的作用。这些事件在“9·11事件”后更多地发生了。
所以后来，当我听说荷兰移民申请中仍然在使用此类测试时并不十分惊讶。在该测试中，来自一组特定的非西方国家的移民申请者，仍然被要求观看两个同性恋男子在公园接吻，或是一个赤裸上身女人洗澡的视频。能够毫不畏缩地观看这些视频，成为这些移民申请者是否可以接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甚至，在此过程中有精神科医生会评估申请者的反应。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和瑞士的公民申请移民到荷兰，则可获得豁免不用参加这项测试。
骄傲游行与“粉红清洗”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几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多伦多的朋友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关于同志骄傲游行的一场辩论。同志骄傲游行的活动组织者2010年曾决定禁止游行队伍中名为“同志反对以色列种族隔离（Queers Against Israeli Apartheid, Qu AIA）”的一组团队参加活动。该团队过去数年中一直参与同志骄傲游行，所以当年这项突然的禁令似乎暗示着同志骄傲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内部政治的新转折。禁令的原因似乎与亲以色列的犹太人游说团体（包括犹太人酷儿群体）指控“以色列种族隔离”这个词是反犹主义的。这件事也使我感到相当的不解。以自1948年“浩劫日”（译注：犹太历5月15日是以色列人的建国纪念日，也是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Day of Nakba）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持续至今甚至愈加残暴，不是“种族隔离”还能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使用“以色列种族隔离”这个词时，是在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判，而不是针对犹太人或犹太教。
这项可能于今年继续实施的禁令很明显是同志民族主义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犹太人酷儿群体拒绝任何对他们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并断定那些认为这一政策是“种族隔离”的人们是穆斯林、巴勒斯坦人或不相干的外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将自己定位为中东地区唯一对同志友好的国家，以色列“不得不”称巴勒斯坦人为恐同分子。特拉维夫（译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被评为世界上对同志最友好的城市。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定位掩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政策。在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施以暴行的同时，以色列继续打造其“支持酷儿权利、进步、民主”的全球形象。正如普尔所指出的：“以色列投入大量资金来运营一个大规模的品牌，并以此来抵消其作为一个帝国的侵略者的与日俱增的负面名声……这场品牌打造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营销一个现代的对同志友好的以色列……对全球的同志组织来说，对同志友好意味着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国家的、北半球的，还有最重要的：民主的。”
我这才知道这种政治做法被称为“粉红清洗”，它已被以色列非常有效地运用，并成功把西欧和北美的注意力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上转移走。在这里很适合再次引用普尔的言论：“以色列的“粉红清洗”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它重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以色列是文明的；巴勒斯坦人是野蛮的，恐同的，不文明的，是自杀炸弹狂热分子。它把以色列打造为被敌对地区包围的唯一对同志友好的国家。这有多方面的作用：这能否认自己国家存在恐同者对同志的压迫——事实上不在少数；这也使其他国家的同志，通常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共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
政治与洞察力
第二年我前往美国与那里激进的酷儿活动家讨论时发现，美国的同志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些有趣的时刻，这些时刻都是与美国外交政策这样大的政治问题相连接，分别通过“好同志”、“疯基佬”和“鸡奸行为”这几种形象。通过观察这三种形象，我将非常简短地描述一下这三个关键的时刻。
第一幅图像出现在一个T恤广告上，在伊拉克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后不久，美国准备对伊拉克的战争时。该广告呼吁美国人去买这件T恤。广告上说：“美国人，坚定立场，表达你们的爱国之情”，T恤上的图案以美国国旗为背景，国旗上是一只骆驼的背影，骆驼屁股上是萨达姆·侯赛因裹着阿拉伯头巾的微笑的面孔。T恤上图像旁写着：“美国不会萨达姆化”。正如我的许多活动家朋友所说，这一次，同志又被排斥，被视为变态的穆斯林。萨达姆已经鸡奸（入侵）科威特，美国将阻止他对美国人做同样的事情。”
2001年9月11日后，这样的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后，一幅海报在曼哈顿地区流传，并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海报上的图像显示裸体的奥萨马·本·拉登靠在一个酒吧凳上被帝国大厦鸡奸。标题写着：“婊子，你喜欢摩天大楼是吗？”这幅海报传递出的信息与以前的印象完全相反，与萨达姆不同的是，奥萨马被塑造成未开化的惧怕同性恋的外人，对他的鸡奸行为就是侮辱作为穆斯林的他。其中的逻辑类似美军男女士兵强迫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伊拉克男囚相互肛交，意在冒犯他们的宗教信仰。酷儿群体开始被接受和融入到国家主流叙事中，对于美国文化和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变，普尔在她的书中提供了一种解释：“……酷儿议题与民族国家，尤其是美国连接起来的方式正在转变，从意味着死亡（如艾滋病的流行）到成为与生命和生产力（如同性婚姻和家庭）相联系的话题。”转变已经开始之时，9·11事件提供了动员酷儿群体推进反恐战争的机会，而最有力的推进方式就是这个象征形象：鸡奸恐同的穆斯林敌人。
在本·拉登2011年5月被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法外处死（有些人甚至称其为“强迫失踪”）后，美国需要另一个“活”的人物来被象征性地鸡奸。而这次的对象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一幅2011年旧金山同志骄傲大游行的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图片上显示一辆游行彩车载着两个人——一个是身穿皮衣手挥鞭子的男同志（推测为虐恋者）使用核导弹鸡奸裤子被脱至膝下的内贾德。该彩车是由纽约犹太社区关系理事会（New York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形成的名为伊朗180（Iran180）的团队所组织的，其声称是为了引起对伊朗的所谓的“核挑衅”问题的关注。
在众多的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的原因中，其中之一是伊朗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我使用引号，是因为一些北美和西欧的非政府组织一直试图通过将伊朗人群的经验归纳为西方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构建，从而捕捉侵犯酷儿群体人权的行为。实际上，他们一直将伊朗表述为“野蛮的”和“恐同的”，这在大多数场合下对（伊朗的）酷儿群体和酷儿权利活动家是具有灾难性后果的。这种表述已经造成了谈判方法系统性的丧失和来自伊斯兰社会内部的抵制，而伊斯兰社会本可证实酷儿群体的生活、以及他们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所分享的关系，是可以得到更多层次的理解的。
同志民族主义回归
在我了解“同志民族主义”这个术语及其在海外的表现形式之前，在印度的酷儿运动已经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许多酷儿学者和活动家关于印度同性关系的历史著作表明印度教文化对同性恋持开放态度，只是当穆斯林侵略者掠夺印度时，印度的对于性别多样化的包容性才一落千丈。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的历史，这里关于印度教对印度文化使用了同样的逻辑，通过创造一个恐同的穆斯林外来者来维系本身。
德里高等法院2009年宣布肛交合法化以来，在同志骄傲游行中展示民族自豪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参加的2009年德里同志骄傲游行活动中，人们激情呼喊“胜利属于印度（JaHind）”；我的一位来自孟买的活动家朋友提到，同年在孟买举行的同志骄傲游行中，有与会者在终点手拉手高唱国歌——尽管许多其他参与者抵制此事。一个穆斯林同性恋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会有何感觉？她又将如何调和这种与印度这个国家的疏离感与她试图在这次同志骄傲游行中得到的归属感？
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民族主义解决”在印度的一个经典例子是CNN-IBN新闻频道（译注：美国有线新闻网在印度的姊妹台）的一个谈话节目，该节目在2009年德里高等法院判决纳兹基金会案件（译注：该案例使印度肛交合法化）之后仅仅几天，印度独立日那周播出，讨论是否独立的印度应该对同性恋持开放的态度。“专家”应邀回应CNN-IBN和《印度斯坦时报（Hidustan Times）》的一次调查，调查中近7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恋在印度应该属于非法。“自由派”代表是希亚姆·孟尼加拉（Shyam Benegal），穆库尔·凯撒文（Mukul Kesavan）和乔达摩·比汉（Gautam Bhan）这样的人，“保守派”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宗教领袖，持中立态度的是贾伊特·莱伊亚（JayaJaitley）。
这场讨论如星星之火引起燎原之势，但内容却是陈腐的——相同的争论和相同的抗辩不值得在这里重复。然而，这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观众参与有关性的问题和非正统的性别问题，在电视节目黄金时段中播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调查的结果（即使统计结果比该死的谎言还要沉重）揭示了，尽管有进步的意见比如纳兹基金会（Naz），酷儿群体在印度仍面对着社会偏见。
讨论组成员讨论性道德议题时在信仰和观点上的尖锐分歧终于通过民族主义的宣泄时刻达到了高潮。主持人萨卡里卡·葛斯（Sagarika Ghose）突然结束了节目要求大家站起来唱国歌。按照她的指示，每个人——保守派，自由派，中立者，同性恋者，异性恋者，非异性恋者——都直立着沉浸在那使人振奋的诗句《人民的意志》（译注：Jana GanaMana，印度国歌）中。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结束了这场印度的道德、文化、性别和宗教危机，而民族主义骄傲将所有这些差异的抹去，让我们意识到，毕竟，我们首先都是“印度人”——就像沙鲁克·汗（译注：SRK，Shahrukh Khan,印度影帝）主演的电影《加油！印度》中的印度曲棍球队一样！
虽然同志民族主义在印度的影响可能还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造成灾难，但由于历史和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右翼暴力侵害宗教少数，我们最好谨慎对待酷儿运动（我希望在印度会有酷儿运动）发展的任何此类动向。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运动无法回避种族、种姓、性别歧视或宗教偏见。我们不应回避疑问：会有一个右翼酷儿存在吗？性解放是否将以宗教霸权为代价？可以有一些酷儿人士在古吉拉特邦投票给莫迪（译注：Modi，印度人民党领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2002年他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古吉拉特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宗教冲突大规模屠杀事件）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印度教徒还是同性恋者？我们能否对印度教同性恋者在印度教国家投票感到自在？酷儿解放和经济自由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是否可以有一个女同志，身为高级行政人员，信奉吠檀多（译注：古代印度哲学中一直发展至今的唯心主义理论，吠檀多派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想要炸掉奈彦吉利山（译注：印度东部土著部落的圣山），指责东加里亚孔达族（译注：前述圣山地区的土著部族）是原始怪兽，还严厉批评她的异性恋姐妹爱上一个低种姓的人？全球化使酷儿群体受益了吗，或者它事实上在运动中使阶级偏见更加根深蒂固？如何能在运动中引入贫穷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匮乏的议题？是什么使得“酷儿”这个词得以通用？这个术语本身不就是指被边缘化的事物的集合吗？酷儿应该仅仅作为一种身份被理解，还是某种形式的政治批判，抑或二者皆具？
我们不能认为凭借酷儿身份就赞成其他排外主义的经验——尤其是遇到与阶级和种姓有关的特权与酷儿问题有交集时。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至关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能够流利地使用术语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和获取的表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其中有许多已经被别人问过——不会使酷儿群体的团结走向分裂、或稀释掉运动的重点，而将加强运动并与其他运动团结起来，以对抗和抵制其他形式的边缘化。
在制订战略，对抗将同性性行为定罪的刑法第377条款时，我们大量借助了西方国家关于同志权益的进步的法理学，尤其是美国的。但我们必须记住（白人）酷儿群体在这些国家对（非白人）移民和穆斯林公民施行的种族偏见。不需要过分强调从西方国家借鉴法律遗产并不包括借用其卑劣的种族主义做法。这个月位于新德里的美国中心悬挂着一面巨大的同志骄傲彩虹旗，引用希拉里·克林顿对此的评论：“同志权利也是人权。”美国大使馆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地区组织骄傲游行及其他活动，尤其是今年在肯尼亚和去年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虽然克林顿的说法（美国外交政策干预的外衣）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不需要她来提醒我们这一点。这标志着对酷儿群体的奋斗的不当消解，无论是在我们这儿还是在美国。我们了解美国支持同志权利无法为其进行“粉红清洗”，清除与之伴随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我们等待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刑法第377条款的命运时，这个同志骄傲月是一个适当的的时机，来对印度酷儿运动所依附的偏见做一次安静的审讯。这里可以引用已故人权律师和活动家巴拉格保（KBalagopal）说过的一些非常有力量的话来作结：“谴责压迫即是谴责自己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对酷儿骄傲月进行的庆祝活动。
酷儿种族主义和同志民族主义
世界各地大部分地区都会在每年的六月举行不同规模的活动来庆祝同志骄傲月。同志骄傲月来自于对1969年6月28日是发生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骚乱”的纪念。印度许多城市在六月举行同志骄傲游行活动，以此纪念性少数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等）抵抗警察暴行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在许多欧洲国家，它被称为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克里斯托弗大街是石墙酒吧所在街道的名字。
2010年6月，我在柏林参加会议，参加了这里6月19日的举行的“主流”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CSD）同志游行活动。在柏林有两个CSD同志游行：被企业品牌大力赞助的“主流”同志游行活动较大，已与酷儿理论的激进起源分道扬镳，并在最近被指控犯有许多非政治化的做法；由社区支持的“另类”同志游行活动不接受企业赞助，其致力于激进的政治变革，关注与酷儿群体边缘化有关的的贫困和移民问题。
在我参加的“主流”CSD同志游行活动中，身穿绚丽多彩的服装的庞大人群聚集在巨大的舞台前，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哲学家和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舞台上被授予公民勇气奖（Civil Courage Prize）。舞台上的每个人都讲德语，所以陪伴着我的朋友不得不为我翻译舞台上人们所说的话。巴特勒被其中一位组织者介绍为“坚定的批判家”并被引领到舞台上领奖。巴特勒从她的手上接过奖项，走到麦克风前说：“当我思考如果今天接受了这个奖那将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如果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简单地接受这个‘勇气奖’的话，实际上说明我会失去勇气……我必须让我自己远离这场种族主义，包括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共谋。”在明确表达拒绝后，她接着说，酷儿群体被以反恐战争为名义的种族仇恨政治所拉拢，并以保护“现代”和“进步”的德国文化以防被“落后”和“恐同”的外人所污染的名义，被用来支持反移民政策和媒体宣传。
从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掌声。虽然一些组织者试图为自己辩解，但都被淹没在这沸沸扬扬的吵闹中。说实话，我有点困惑，因为我不明白酷儿群体的权利组织如何变成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为什么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会支持去将另一个弱势群体边缘化？后来喝上一杯后，朋友告诉我在德国有多少白人酷儿，他们参加“主流”克里斯托弗大街纪念日同志游行活动，多年来一直与永存的民族主义共谋，认定穆斯林移民不能被同化进入德国“文化”。他提到了几个白人酷儿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的“穆斯林测试（Muslim Test）”。这项后来被废除的测试是专门为寻求移民到德国的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准备的，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的儿子是同性恋你会做什么？巴特勒所反对的诸如“穆斯林测试”这样的政治活动，代表了一种奇怪的组合：以暴力民族主义语言来争取酷儿群体的权利。
利用酷儿群体来实现极端种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使对于反恐战争的虚假说明变得合法化：美国入侵会给这些“未开化”的伊斯兰国家会带来民主、和平、法治，给女性与同志带来自由。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被来自美国的“有色人种酷儿”、学者加丝比·普尔(JasbirPuar)称为“同志民族主义”。同志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用“开明进步”驱赶“未开化和落后”，用保护酷儿群体权利的名义隐藏西方白人酷儿组织中的种族主义的作用。这些事件在“9·11事件”后更多地发生了。
所以后来，当我听说荷兰移民申请中仍然在使用此类测试时并不十分惊讶。在该测试中，来自一组特定的非西方国家的移民申请者，仍然被要求观看两个同性恋男子在公园接吻，或是一个赤裸上身女人洗澡的视频。能够毫不畏缩地观看这些视频，成为这些移民申请者是否可以接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甚至，在此过程中有精神科医生会评估申请者的反应。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和瑞士的公民申请移民到荷兰，则可获得豁免不用参加这项测试。
骄傲游行与“粉红清洗”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几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多伦多的朋友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关于同志骄傲游行的一场辩论。同志骄傲游行的活动组织者2010年曾决定禁止游行队伍中名为“同志反对以色列种族隔离（Queers Against Israeli Apartheid, Qu AIA）”的一组团队参加活动。该团队过去数年中一直参与同志骄傲游行，所以当年这项突然的禁令似乎暗示着同志骄傲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内部政治的新转折。禁令的原因似乎与亲以色列的犹太人游说团体（包括犹太人酷儿群体）指控“以色列种族隔离”这个词是反犹主义的。这件事也使我感到相当的不解。以自1948年“浩劫日”（译注：犹太历5月15日是以色列人的建国纪念日，也是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Day of Nakba）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持续至今甚至愈加残暴，不是“种族隔离”还能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使用“以色列种族隔离”这个词时，是在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判，而不是针对犹太人或犹太教。
这项可能于今年继续实施的禁令很明显是同志民族主义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犹太人酷儿群体拒绝任何对他们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并断定那些认为这一政策是“种族隔离”的人们是穆斯林、巴勒斯坦人或不相干的外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将自己定位为中东地区唯一对同志友好的国家，以色列“不得不”称巴勒斯坦人为恐同分子。特拉维夫（译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被评为世界上对同志最友好的城市。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定位掩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政策。在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施以暴行的同时，以色列继续打造其“支持酷儿权利、进步、民主”的全球形象。正如普尔所指出的：“以色列投入大量资金来运营一个大规模的品牌，并以此来抵消其作为一个帝国的侵略者的与日俱增的负面名声……这场品牌打造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营销一个现代的对同志友好的以色列……对全球的同志组织来说，对同志友好意味着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国家的、北半球的，还有最重要的：民主的。”
我这才知道这种政治做法被称为“粉红清洗”，它已被以色列非常有效地运用，并成功把西欧和北美的注意力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上转移走。在这里很适合再次引用普尔的言论：“以色列的“粉红清洗”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它重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以色列是文明的；巴勒斯坦人是野蛮的，恐同的，不文明的，是自杀炸弹狂热分子。它把以色列打造为被敌对地区包围的唯一对同志友好的国家。这有多方面的作用：这能否认自己国家存在恐同者对同志的压迫——事实上不在少数；这也使其他国家的同志，通常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共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
政治与洞察力
第二年我前往美国与那里激进的酷儿活动家讨论时发现，美国的同志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些有趣的时刻，这些时刻都是与美国外交政策这样大的政治问题相连接，分别通过“好同志”、“疯基佬”和“鸡奸行为”这几种形象。通过观察这三种形象，我将非常简短地描述一下这三个关键的时刻。
第一幅图像出现在一个T恤广告上，在伊拉克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后不久，美国准备对伊拉克的战争时。该广告呼吁美国人去买这件T恤。广告上说：“美国人，坚定立场，表达你们的爱国之情”，T恤上的图案以美国国旗为背景，国旗上是一只骆驼的背影，骆驼屁股上是萨达姆·侯赛因裹着阿拉伯头巾的微笑的面孔。T恤上图像旁写着：“美国不会萨达姆化”。正如我的许多活动家朋友所说，这一次，同志又被排斥，被视为变态的穆斯林。萨达姆已经鸡奸（入侵）科威特，美国将阻止他对美国人做同样的事情。”
2001年9月11日后，这样的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后，一幅海报在曼哈顿地区流传，并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海报上的图像显示裸体的奥萨马·本·拉登靠在一个酒吧凳上被帝国大厦鸡奸。标题写着：“婊子，你喜欢摩天大楼是吗？”这幅海报传递出的信息与以前的印象完全相反，与萨达姆不同的是，奥萨马被塑造成未开化的惧怕同性恋的外人，对他的鸡奸行为就是侮辱作为穆斯林的他。其中的逻辑类似美军男女士兵强迫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伊拉克男囚相互肛交，意在冒犯他们的宗教信仰。酷儿群体开始被接受和融入到国家主流叙事中，对于美国文化和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变，普尔在她的书中提供了一种解释：“……酷儿议题与民族国家，尤其是美国连接起来的方式正在转变，从意味着死亡（如艾滋病的流行）到成为与生命和生产力（如同性婚姻和家庭）相联系的话题。”转变已经开始之时，9·11事件提供了动员酷儿群体推进反恐战争的机会，而最有力的推进方式就是这个象征形象：鸡奸恐同的穆斯林敌人。
在本·拉登2011年5月被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法外处死（有些人甚至称其为“强迫失踪”）后，美国需要另一个“活”的人物来被象征性地鸡奸。而这次的对象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一幅2011年旧金山同志骄傲大游行的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图片上显示一辆游行彩车载着两个人——一个是身穿皮衣手挥鞭子的男同志（推测为虐恋者）使用核导弹鸡奸裤子被脱至膝下的内贾德。该彩车是由纽约犹太社区关系理事会（New York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形成的名为伊朗180（Iran180）的团队所组织的，其声称是为了引起对伊朗的所谓的“核挑衅”问题的关注。
在众多的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的原因中，其中之一是伊朗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我使用引号，是因为一些北美和西欧的非政府组织一直试图通过将伊朗人群的经验归纳为西方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构建，从而捕捉侵犯酷儿群体人权的行为。实际上，他们一直将伊朗表述为“野蛮的”和“恐同的”，这在大多数场合下对（伊朗的）酷儿群体和酷儿权利活动家是具有灾难性后果的。这种表述已经造成了谈判方法系统性的丧失和来自伊斯兰社会内部的抵制，而伊斯兰社会本可证实酷儿群体的生活、以及他们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所分享的关系，是可以得到更多层次的理解的。
同志民族主义回归
在我了解“同志民族主义”这个术语及其在海外的表现形式之前，在印度的酷儿运动已经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许多酷儿学者和活动家关于印度同性关系的历史著作表明印度教文化对同性恋持开放态度，只是当穆斯林侵略者掠夺印度时，印度的对于性别多样化的包容性才一落千丈。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的历史，这里关于印度教对印度文化使用了同样的逻辑，通过创造一个恐同的穆斯林外来者来维系本身。
德里高等法院2009年宣布肛交合法化以来，在同志骄傲游行中展示民族自豪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参加的2009年德里同志骄傲游行活动中，人们激情呼喊“胜利属于印度（JaHind）”；我的一位来自孟买的活动家朋友提到，同年在孟买举行的同志骄傲游行中，有与会者在终点手拉手高唱国歌——尽管许多其他参与者抵制此事。一个穆斯林同性恋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会有何感觉？她又将如何调和这种与印度这个国家的疏离感与她试图在这次同志骄傲游行中得到的归属感？
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民族主义解决”在印度的一个经典例子是CNN-IBN新闻频道（译注：美国有线新闻网在印度的姊妹台）的一个谈话节目，该节目在2009年德里高等法院判决纳兹基金会案件（译注：该案例使印度肛交合法化）之后仅仅几天，印度独立日那周播出，讨论是否独立的印度应该对同性恋持开放的态度。“专家”应邀回应CNN-IBN和《印度斯坦时报（Hidustan Times）》的一次调查，调查中近7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恋在印度应该属于非法。“自由派”代表是希亚姆·孟尼加拉（Shyam Benegal），穆库尔·凯撒文（Mukul Kesavan）和乔达摩·比汉（Gautam Bhan）这样的人，“保守派”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宗教领袖，持中立态度的是贾伊特·莱伊亚（JayaJaitley）。
这场讨论如星星之火引起燎原之势，但内容却是陈腐的——相同的争论和相同的抗辩不值得在这里重复。然而，这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观众参与有关性的问题和非正统的性别问题，在电视节目黄金时段中播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调查的结果（即使统计结果比该死的谎言还要沉重）揭示了，尽管有进步的意见比如纳兹基金会（Naz），酷儿群体在印度仍面对着社会偏见。
讨论组成员讨论性道德议题时在信仰和观点上的尖锐分歧终于通过民族主义的宣泄时刻达到了高潮。主持人萨卡里卡·葛斯（Sagarika Ghose）突然结束了节目要求大家站起来唱国歌。按照她的指示，每个人——保守派，自由派，中立者，同性恋者，异性恋者，非异性恋者——都直立着沉浸在那使人振奋的诗句《人民的意志》（译注：Jana GanaMana，印度国歌）中。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结束了这场印度的道德、文化、性别和宗教危机，而民族主义骄傲将所有这些差异的抹去，让我们意识到，毕竟，我们首先都是“印度人”——就像沙鲁克·汗（译注：SRK，Shahrukh Khan,印度影帝）主演的电影《加油！印度》中的印度曲棍球队一样！
虽然同志民族主义在印度的影响可能还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造成灾难，但由于历史和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右翼暴力侵害宗教少数，我们最好谨慎对待酷儿运动（我希望在印度会有酷儿运动）发展的任何此类动向。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运动无法回避种族、种姓、性别歧视或宗教偏见。我们不应回避疑问：会有一个右翼酷儿存在吗？性解放是否将以宗教霸权为代价？可以有一些酷儿人士在古吉拉特邦投票给莫迪（译注：Modi，印度人民党领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2002年他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古吉拉特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宗教冲突大规模屠杀事件）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印度教徒还是同性恋者？我们能否对印度教同性恋者在印度教国家投票感到自在？酷儿解放和经济自由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是否可以有一个女同志，身为高级行政人员，信奉吠檀多（译注：古代印度哲学中一直发展至今的唯心主义理论，吠檀多派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想要炸掉奈彦吉利山（译注：印度东部土著部落的圣山），指责东加里亚孔达族（译注：前述圣山地区的土著部族）是原始怪兽，还严厉批评她的异性恋姐妹爱上一个低种姓的人？全球化使酷儿群体受益了吗，或者它事实上在运动中使阶级偏见更加根深蒂固？如何能在运动中引入贫穷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匮乏的议题？是什么使得“酷儿”这个词得以通用？这个术语本身不就是指被边缘化的事物的集合吗？酷儿应该仅仅作为一种身份被理解，还是某种形式的政治批判，抑或二者皆具？
我们不能认为凭借酷儿身份就赞成其他排外主义的经验——尤其是遇到与阶级和种姓有关的特权与酷儿问题有交集时。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至关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能够流利地使用术语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和获取的表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其中有许多已经被别人问过——不会使酷儿群体的团结走向分裂、或稀释掉运动的重点，而将加强运动并与其他运动团结起来，以对抗和抵制其他形式的边缘化。
在制订战略，对抗将同性性行为定罪的刑法第377条款时，我们大量借助了西方国家关于同志权益的进步的法理学，尤其是美国的。但我们必须记住（白人）酷儿群体在这些国家对（非白人）移民和穆斯林公民施行的种族偏见。不需要过分强调从西方国家借鉴法律遗产并不包括借用其卑劣的种族主义做法。这个月位于新德里的美国中心悬挂着一面巨大的同志骄傲彩虹旗，引用希拉里·克林顿对此的评论：“同志权利也是人权。”美国大使馆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地区组织骄傲游行及其他活动，尤其是今年在肯尼亚和去年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虽然克林顿的说法（美国外交政策干预的外衣）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不需要她来提醒我们这一点。这标志着对酷儿群体的奋斗的不当消解，无论是在我们这儿还是在美国。我们了解美国支持同志权利无法为其进行“粉红清洗”，清除与之伴随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我们等待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刑法第377条款的命运时，这个同志骄傲月是一个适当的的时机，来对印度酷儿运动所依附的偏见做一次安静的审讯。这里可以引用已故人权律师和活动家巴拉格保（KBalagopal）说过的一些非常有力量的话来作结：“谴责压迫即是谴责自己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对酷儿骄傲月进行的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