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作为国际共运史上最受关注也最具希望的共产主义政党，在90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国际共运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来，既得到过后者支持，亦曾受限于其视野；既有过相濡以沫，也有过暴风骤雨。当苏东巨变的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年，当中国经济在中共领导下跻身“世界第二”的位置，或许正如党史专家所说，其实对中共而言，发展好自己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
　　
　　一、从合作、斗争到独立发展
　　
　　1920年秋天，孙中山在上海寓所的书房里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两人的初次见面没有过多客套，而是坐下来直奔主题：谈俄国革命。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见外国共产党人，来访者正是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
　　
　　彼时吴廷康已在中国活动半年有余，他来中国之际正值“五四运动”刚刚落下帷幕。中国人的民族觉醒与自救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风起云涌，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刚刚孕育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
　　
　　吴廷康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要在中国寻找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为此，他先后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并投入到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工作中。但正如吴当初旨在组成“各革命团体中心组织”的想法，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的奔波与身体力行虽满怀憧憬却很难想见：他们正在着力推动的，是将会在今后90年中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受关注和最具希望的共产主义政党。
　　
　　1250元：来自共产国际的“月薪”
　　
　　在吴廷康返回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此前一年里，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马林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组织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是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祝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就不会这么快、这么顺利地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景治评价道，“并且在建党后，中共也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中共的飞速发展与共产国际制定的统战政策有关。1922年到1923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起初，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很难接受：怎么能加入资产阶级政党呢？结果，中共从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一跃壮大到拥有5万多名党员（到1927年）。”国际共运史专家高放说。
　　
　　此外，在经费支持上，共产国际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的考证：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大约在700元左右。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250元。
　　
　　“两头好，中间坏”
　　
　　不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也给正在探索中的中共革命带来伤害。按照毛泽东曾经对共产国际做出的评价，从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是“两头好、中间坏”。
　　
　　从1927年年底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王明教条主义”。其中，一条贯穿的错误思路便是“城市中心论”。
　　
　　“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共才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有了自己的领导。”李景治说。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总书记地位，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此时共产国际也开始反思，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周围，即支持、承认了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领导班子。
　　
　　“种玉米的实干家”与“真正的战略家”
　　
　　中共革命的胜利无疑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据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的研究，当时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派遣苏联专家等几个方面进行。
　　
　　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东西“冷战”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但好景却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转直下：中苏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额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李景治分析认为，“中苏论战本身就有不科学性，它的全称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从苏共方面讲，体现了苏共大党主义的倾向。”
　　
　　事实上，东欧共产党在1956年“波匈事件”后，也已流露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
　　
　　当时，也正值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东欧多国的共产党纷纷批评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错误。面对新形势，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团结，毛泽东出面劝说大家。
　　
　　高放介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可谓“独具慧眼、独圆全局”，“当时莫斯科流行一句话‘赫鲁晓夫是种玉米的实干家，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战略家’。不过接下来，中共也开始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超越苏共了，赫鲁晓夫已经不能再领导国际共运了。”
　　
　　高放把之后中国掀起的“大跃进”、“文革”放诸于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的经济发展实力还是不如苏联，所以‘大跃进’就要使中国在经济上、科技上尽快追赶苏联，在生产关系上尽快超过苏联。”
　　
　　尽管学界至今仍对中共领导人是否想成为国际共运中心存在争论，但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造成国民经济水平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虽然“波匈事件”坚定了毛泽东与苏联大国主义斗争的信念，也坚定了他独立自主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无论是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还是由国营经济、集体主义经济构成的经济体制，无一能走出苏联模式，反而后期比苏联更‘左’。”高放说。
　　
　　“而中苏论战的后果也使国际共运走向低潮，一直到苏联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低谷。”李景治表示，“内耗极大伤害了国际共运。”
　　
　　苏东剧变与南巡谈话
　　
　　历史的车轮曲折前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时值寒冬腊月，但却迎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邓小平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革除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的过程”，这体现在：不再强调计划和指令，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竞争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中国大地时，国际共运却遭遇严重挫折。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且不说国际形势令中国孤立无援，在中国国内也产生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吗？中国会被和平演变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1992年发表了“南巡”谈话。其中，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李景治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其实对中共而言，发展好自己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
　　
　　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中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变了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援方式，从物质上的帮助转为道义上的帮助。而亲眼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就后，越南、老挝等共产党执政国也逐渐走上了独立自主摸索本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中共：不会跟美共讨论“武装起义”
　　
　　位于北京城西木樨地附近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大院，6月10日迎来了一批扛着“长枪短炮”的外国客人。面对30余家境外媒体的近40名驻京记者，中联部副部长艾平和新闻发言人黄华光侃侃而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担负着中共党际交流的中联部，首次对境外记者揭开“神秘面纱”。
　　
　　“我们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各国政党广泛交往。”艾平在座谈会上的表态，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今中共政党外交的总体特点。与之相映的一组数据是：目前中共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或政治组织保持着接触和交往。
　　
　　取得这样的成果，绝非一蹴而就。如果把视线转向中共与其他共产党的交往历程上，就更能体会到今日中共政党外交的嬗变轨迹。
　　
　　代兄弟党起草纲领走不通了
　　
　　说起中共政党外交工作的起源，还要从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的一席话开始追溯。
　　
　　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你们应该懂得你们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将国内统战工作与当时属于统战部管理的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分开。
　　
　　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亲笔致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其任务是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这一天，因此成为了中联部的建部纪念日。
　　
　　建国初期，协助外国共产党制定纲领和政策、帮助外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援助越南抗法战争和援助朝鲜抗美战争等是中共政党外交工作重点。1954年后，亚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发动武装斗争的一些亚洲共产党，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鉴于此，1956年春，党中央决定停止此项工作。“对兄弟党，不要代人家起草纲领，他们起草好，拿来给我们看看提些意见可以。我们过去也给人家起草过纲领，那样是行不通的。”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外交部务虚会上说。
　　
　　确立党际交往四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政党外交工作也不断调整和改进。但后来国际共运遭遇挫折，以及受文革的影响，政党外交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
　　
　　回顾那艰难的20年，中联部前副部长朱善卿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们错估了国内形势……也错估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把“革命制止战争”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并积极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搞武装斗争”，“闹革命”，而实际上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
　　
　　在文革结束至十二大召开这段时期，中共一方面逐步恢复与一些国家政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探讨新时期究竟什么才是党际关系的准则。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是一条重要原则。”
　　
　　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细化。“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十二大被正式提出，并成为中共政党外交的一大转折。
　　
　　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握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党外交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用中联部前副部长朱善卿的话说，“（工作对象）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逐步扩大为‘四类政党’，即共产党(包括老党)、发展中国家友好政党、社会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2010年底，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美国两大政党第一次邀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赴美访问。“这是前所未有的。”中联部发言人黄光华评价说。
　　
　　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中共还同时保持着与美国共产党的接触。同样是接触，对象不同，侧重点就有所区别。“我们跟共和党、民主党交往更多的是在如何加强相互了解、推动两个国家关系发展等方面，跟美共，我们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一些探讨，（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的发展有些什么问题。但不会跟美共讨论如何进行武装起义这类问题。”艾平说。
　　
　　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开放姿态，引发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外媒的疑问：中国共产党本身是靠武装斗争起家的，现在为什么立场发生如此巨变？
　　
　　对此，艾平的回答是：“中共的一系列决策都是与她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判断密切联系。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