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话铃声响起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一位天才数学家、具有开创精神的经济学家，正在其位于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家中熟睡。
　　
　　那是10月10日的一大早，太阳还未升起。他料想，肯定是个骚扰电话，然后翻过身继续睡觉。过了一会，电话再次响起。他的太太凯西摸索着拿起听筒。
　　
　　“如果是个恶作剧的话，”她喃喃地说，“他们模仿的瑞典口音倒是不错。”
　　
　　同一时间，在纽约大学曼哈顿校园附近，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已经完全醒来了。他也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斯德哥尔摩。这两位在学术问题上争论了40多年的朋友，已经荣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这两位美国人是在欧元的命运和全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让世人万分忧虑的时候，抵达其研究领域顶峰的。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似乎已经惨败了。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见到2008-09年金融危机，大衰退（GreatRecession）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到来。现代宏观经济学尽管看起来如此优雅，但当世界最需要它发挥作用时，却似乎一点忙也没帮上。
　　
　　今天，我们面临的经济困境，从繁重的政府债务到高企的失业率，依然找不到解决之道。经济学领域，一如华盛顿的政治，似乎永恒地处于两极化纷争之中。
　　
　　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补救之策。自那以后，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决策者的思维。凯恩斯坚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如果任由其自身机制发挥作用，那就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因此，政府有时必须进行干预。
　　
　　西姆斯和萨金特既不开药方，也不预测未来。他们也从不参与有线电视上滔滔不绝的辩论活动。他们不愿意当名人，甚至连经济学博士也搞不懂他们的研究。
　　
　　所以，他们现在突然被置于让人不适的聚光灯之下，的确出人意料，尤其是对西姆斯和萨金特而言。保守派的声音，如《华尔街日报》的社评版，已经声称西姆斯和萨金特是他们阵营的人。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经济因果和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使用一切可利用的信息进行经济决策）方面的研究证明，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这些评论家如是说。
　　
　　这无疑是一个挑衅性的论断——如果它属实的话。但西姆斯和萨金特表示，他们的研究被误读了。事实上，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是资深的民主党人。在他们看来，政府有能力，而且应该在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他们支持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近期出台的许多政策。他们甚至对欧元区政府如何化解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称，他们得奖的理由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们做了一些严肃的数学研究。如今，这些大体形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正深深地影响着美联储和华尔街的思维方式。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工作远非凯恩斯主义、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 man）的货币主义这些古老的标签所能概括。他们已经为我们表明，财政和货币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研究体现出经济学从语言到数字这一显著变化——这种实证研究是专业外人士几乎无法即时理解的。但其包含的质疑精神却非常适用于如今这个乱世。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约束的世界中，因果或许并非表里如一。因此，我们必须测试，再测试我们的假设——并尝试着为意外情况做好准备。
　　
　　“作为学者的他们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是，近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参与创建的模型的假设条件，而且还处在为超越这些假设所做努力的最前沿。”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大卫·伊斯利（David Easley）说。
　　
　　萨金特说，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用美丽的数学语言”写就的。他知道这些成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
　　
　　“真正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绝不会受到公众的欢迎，”他说。
　　
　　来自美国的乡巴佬
　　
　　托马斯·萨金特在其撰写的获奖感言草稿中，称自己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乡巴佬”。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在纽约大学附近的一个亚洲餐厅里，他一边吃面，一边使用橄榄球术语讨论经济学。他用X和O把财政政策决策者比作教练。萨金特经常穿T恤衫和运动衫，戴一顶棒球帽——这身行头不管是在他保留了一间小木屋的蒙大拿州，还是在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Square，译者注：纽约大学的校舍就散落在这个广场四周），都是适宜的。
　　
　　萨金特出生于1943年，父亲是一位保险业务员，母亲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他是在加州帕萨迪纳市东部的蒙罗维亚长大的，萨金特说，上高中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学生。“我绝非最聪明的孩子，差得远呢，”他说。“我感兴趣的是橄榄球和女生，总想用最少的努力完成功课。”
　　
　　经济学？拜托。“我觉得，如果哪位高中生说自己想当一名经济学家，你就得提防点，”他说。
　　
　　然而，从幼年开始，萨金特就知道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大萧条时期，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几乎都倾家荡产了，他说。
　　
　　他在蒙罗维亚高中的同学说，他特别聪明，不仅是个学术天才，田径高手，上高三时还担任过班长呢。高中三年毕业后，萨金特考上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那里，他选修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入门课程（时至今日，他依然对政治学非常痴迷）。他曾经挨家挨户地为约翰·肯尼迪助选。尽管他的研究深受政治保守派欢迎，但萨金特声称自己是一位终身的民主党人。他还甜蜜地回忆起“所有民主党人都信奉平衡预算理念的那段日子”。
　　
　　他之所以选择经济学，而不是政治学作为自己的终生工作，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一位名叫杰里·肯利（Jerry Kenley）的助教的启发。50年后，坐在纽约大学办公室的萨金特依然记得这位昔日的助教。
　　
　　“杰里总是说，‘经济学是系统化的常识。’我现在依然认为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萨金特说。从农业补贴到税收，早期的那些课几乎无所不包。“哇，这门课真的很令人兴奋啊，”他说。
　　
　　50年来，他一直没有跟肯利先生联系过。从州立大学系统的教授职务上退休之后，肯利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他说：“托马斯·萨金特在每一点上都很聪明。”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萨金特还遇到了商业周期理论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他的理论再一次流行起来。已于1996年去世的明斯基声称，金融市场在经济繁荣期创造的信贷泡沫，最终导致信贷紧缩，经济衰退，乃至危机——这些事件现在有时被称为“明斯基时刻（Minskymoments）”。
　　
　　作为萨金特的指导老师，明斯基鼓励他去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他说我有能力在那样的地方获得成功，”萨金特说。“我当时觉得我没戏，我的数学不咋的。”
　　
　　现在回想起来，萨金特认为明斯基的数学技能也不像他当初想象的那么高深。但在明斯基的催促下，这个来自蒙罗维亚的年轻人还是动身前往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译者注：这是哈佛大学所在地）。
　　
　　偶像破坏者
　　
　　当托马斯·萨金特于1964年到达哈佛大学的时候，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已经在那里崭露头角了。西姆斯之前在哈佛学院研读数学，然后转读经济学，成为一名引人瞩目的研究生。
　　
　　他们两人当时还不是特别亲近的朋友。“他聪明过人，我都不敢跟他说话，”萨金特说。
　　
　　西姆斯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是信息理论（多年后，他又重新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四那年，他想“学点更实用的东西，”随后就转读经济学。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举动。他的祖父威廉·莫里斯·雷瑟森（William Morris Leiserson）是一位劳动经济学家，并曾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担任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委员。他的叔叔马克·雷瑟森（Mark Leiserson），一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在西姆斯还只有10岁的时候就开始督促他从事这项职业。
　　
　　“这样的督促最初起了反效果，但我猜我还是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印象。”在普林斯顿大学被书包围的办公室中接受采访时，西姆斯这样说道。
　　
　　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上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高中时的数学老师斯蒂芬·威洛比（Stephen Willoughby）说，西姆斯是一位数学天才。“我一直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我只是不确定是哪一个领域的奖项，”这位已经退休，现住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老师说。
　　
　　西姆斯的同学一致认为他最有可能成功。“我们班的学生都很聪明，但他显得尤为突出，”高中好友乔伊斯·特拉克斯勒（JoyceTracksler）说。他现在是一位推理小说家，住在缅因州Kittery Point市。
　　
　　西姆斯的父母也是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父亲艾尔伯特是一位外交官，西姆斯小时候跟随父亲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一家人后来搬到华盛顿郊区，最终定居在了格林威治。他的父亲先后在国际教育学院和纽约市高校招生考试委员会从事管理工作，并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参与了“和平队”（Peace Corps，译者注：1961年3月由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成立，任务是前往发展中国家执行美国的援助计划)的组建过程。
　　
　　由于父亲在高校招生考试委员会的关系，西姆斯拿到了一套旧的SAT试卷，他和威洛比老师对这份试卷做了一次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在英语和社会研究科目多项选择题中，“较长的答案往往就是正确的。”在分析数学试卷时，他们判定，“最接近其他数值选项”的数字或许就是正确答案。威洛比说，西姆斯的SAT成绩非常出众，这位老师认为这个年轻人以后“将从事跟数学、统计和概率有关的工作。”
　　
　　西姆斯的母亲露丝也在格林威治的显要人物。如今体弱多病的她，曾经在西姆斯年轻时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妇女选民联盟的主席，并在1977年成为该地区自1905年以来首位出任最高职务（即首席行政委员）的民主党人，也是出任这一职务的首位女性。她两届任期的第一届，是在经历了好几轮重新数票，共和党阵营爆料称选举存在舞弊（但从未得到证实）之后赢得的。
　　
　　“我的经济学论文里并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一天下午，西姆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中接受采访时说道。穿着一件蓝色的按钮式衬衫，黑色休闲裤和软帮鞋的他，看起来非常像昔日那位格林威治男孩的老年版本。“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这一点都不奇怪。政治立场真的没那么重要。”
　　
　　正如萨金特所说，西姆斯改变了他的人生。1972年，西姆斯发布了一篇题为《货币、收入和因果关系》（Money，IncomeandCausality）的论文。萨金特说，他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但并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容。
　　
　　“为了能理解这篇文章，我狂补了两年数学。”他说。“从那开始，掌握了这门语言之后，我就能够开始问一些我自己的问题，沿着我自己的方向进行研究。那篇论文的确给我了一个新的开始。”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的终身教职申请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否决了，进而需要一份工作。西姆斯当时刚刚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一份教职。萨金特说。
　　
　　“我接到了西姆斯打来的一个电话，”萨金特说。“第二周，我进行了一次面试，并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我的生活真的走向了一个了不起的方向。”（西姆斯说他不记得当时的细节了）
　　
　　在他的办公室里，西姆斯向记者解释了一下那篇让萨金特开始恶补数学的论文。它提供了一种可用来评估央行货币政策因果方向的技巧。
　　
　　这篇论文表明，正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所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者很喜欢这篇文章，”他回忆道。它似乎进一步确认了他们的理论，即货币供应增速的变化决定了通货膨胀率。
　　
　　货币主义还没有完全复苏。
　　
　　西姆斯开发出一种名为向量自回归（VAR）的统计方法。它能够测试出因果关系——比如，是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还是利率影响货币供应量。正如诺贝尔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是决定经济模型是否具有准确性的重要因素。
　　
　　VAR已经变成一种金融分析工具，尽管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具。它被应用于央行所做的一些模型之中。而且如巴克莱财富公司（BarclaysWealth）的首席投资官阿隆·格尔维茨（Aaron Gurwitz）所言，在“帮助我们理解市场波动的长期模式”方面，它是非常有用的。
　　
　　西姆斯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运用信息理论（他把我们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性比作管道控制水流的局限性）扩展经济模型的视野。他把这种新方式称为“理性的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而且还率先指出，VAR技术并不是万能的。
　　
　　“人们批评经济学家，说他们没有让我们充分了解防止金融危机的知识，确实如此，”他说。“但这就好比是说，在一位青少年卷入一场事故之后，大家认为他接受的司机教育失效了，因为这位少年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仍然卷入了一场事故。但我们依然希望青少年接受司机教育。”
　　
　　一个美丽的模型
　　
　　在Google上搜索“托马斯·萨金特”和“理性预期”，将出现数百个搜索结果。除了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Jr.）以外，萨金特也被广泛视为理性预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但他认为，早在他之前就有许多经济学家支持这一理论，其中就包括凯恩斯。
　　
　　（曾任职于明尼苏达大学的萨金特，以及西姆斯也经常被视为“淡水”经济学派的成员，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在的大学地处内陆地区。这个标签现在变得毫无意义，即便它过去有一定的道理，萨金特说。这位加州人早已移居属于“盐水”区的曼哈顿）
　　
　　简单地说，理性预期理论指的是，在许多经济情况下，结果取决于人们预期将要发生的事情。今天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以凯恩斯理论某些方面为基础的经济模型并没有把人们的预期考虑在内。根据这些旧模型形成的政策或许是导致上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的因素之一。1977年，萨金特撰写了一篇题为“凯恩斯经济学是一个死胡同吗？”（Is Key nesian Economicsa Dead End？）的论文，着重指出了这类模型的缺陷。
　　
　　萨金特认为其中许多缺陷出在改写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身上，而不是凯恩斯本人，他认为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跟明斯基一样，凯恩斯“不具备足够的数学知识，因而无法真正地发展自己的观点。”
　　
　　萨金特说，在学了足够多，最终破解了西姆斯的方程式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了解更多。30岁时，这位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授开始旁听更高层次的数学课程，并坚持了数年之久。正如诺贝尔委员会所指出的，他促使理性预期成为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并把计量经济模型带到了一个新层次上。在分析当前环境下的通胀前景时，萨金特的著作《征服美国通胀》（The Conquest of American Inflation)依然有其用武之处，格尔维茨说。
　　
　　“托马斯·萨金特开发的模型显示，决策者与市场是如何在上世纪80年代达成共识，从而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他说。
　　
　　萨金特不仅分析央行在理解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时发生的变化，而且还把金融市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以及决策者对市场反应的反应考虑在内。“这是一个美丽的模型，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格尔维茨说。
　　
　　然而，也有些人对萨金特持批评态度。比如，2009年3月份市场陷入低谷时，现任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布堤尔（Willem Buiter）在一篇博客中写道，“当危机袭来时，”包括萨金特在内的经济学者“毫无理论准备”。布堤尔拒绝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
　　
　　萨金特对自己的态度也很强硬。他说，“理性预期方式”和他参与发起的技巧还没有捕捉到经济现实。作为个体和参与市场时，人们究竟是如何思考的？我们应如何解释人们随着掌握信息的增加而产生的预期变化呢？我们应如何更现实地把人类的思维纳入经济模型之中?他正在应对这样一些问题，寻求把他所说的“适应性学习（adaptive learning）”理论包含在内的更先进的技术。
　　
　　他自己的假设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审查，“以捕捉这样一个本质上不确定的，受约束的，复杂的世界，”他说。
　　
　　纽约联储局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西蒙·波特（SimonPotter）表示，他已经把萨金特先生传达的讯息牢记于心：“我们这个行业还没有到达能够可靠预测经济的阶段，”波特说。“整个学界未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显示出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联储局一直在用托马斯·萨金特的学说来‘校正我们的模型’，并嵌入替代性假设。”他说。关键在于“调低我们的预测，”尝试着为“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预期的结果”做好准备。
　　
　　他是在号召建立欧洲联邦吗？
　　
　　虽然西姆斯和萨金特都没有为当前的经济困境开出多少“处方”，但两人已经为全球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指导性意见——提前警告称，倘若决策者没有理解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系，那将引发严重后果。
　　
　　在十几年前一篇颇具先见之明的论文中，西姆斯警告称，如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机构与之相伴，欧元区的灾难就为时不远矣。西姆斯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欲避免灾难发生，欧洲央行就必须显露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意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市场或许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稳定，让欧洲人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出一份与货币政策相随的财政和政治安排“菜单”。
　　
　　萨金特也撰写过大量关于“预算约束”和货币政策的文章。他曾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合作撰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令人不快的货币主义者的算术》（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这篇论文声称，如果政府不能管理好它的债务，央行最终将弹尽粮绝。这项分析适用于今天的美国，萨金特说。
　　
　　“我们面前有许多选项，”他说。“但市场必须在某一时刻确信政府能处理好它的债务问题。”
　　
　　他说，至于欧元问题，他将在周六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提供一些可能的解决之策。他的草稿是一篇充满学术气息，长达40页，附有注释的论文。“其中并没有多少讲欧洲的内容，”他承认。“他们不想听取一位美国人的建议，真的。”
　　
　　在这篇论文中，他使用英语和数学对理性预期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解释，并阐述了美国早期非常精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史。
　　
　　萨金特指出，美国之所以从松散的联邦转变为联邦同盟（宪法体现了这一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场沉重的债务危机。欧洲的情况显然与此类似。他是在号召建立欧洲联邦吗？
　　
　　“或许，”他说。“我正在指出的是制约因素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