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科普夫声称，在20世纪，世界上的大范围斗争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孰优孰劣展开的，最后资本主义胜出。而21世纪的大范围斗争将会围绕哪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会胜出，哪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最有效，能产生最多的经济增长，成为受最多国家仿效的制度这个问题展开。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吗？”洛特科普夫发问道。“是印度或巴西的民主发展型资本主义吗？还是新加坡和以色列的企业小国型资本主义？或者是欧洲社会保障型资本主义？亦或是美国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它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美国如今的资本主义是什么类型的，要如何才能让它的经济在21世纪崛起？
　　
　　对于洛特科普夫的观点，我表示认同。其他国家最为赞赏且试图效仿的美国资本主义中的那部分恰恰是大家一直所忽视的：美国能繁荣200年而不衰大部分是由于其健康、平衡的公私部门关系——政府建立机构、制度、社会福利、教育、研究以及基础设施，藉此使私营企业得以创新，政府投资并承担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风险。
　　
　　当私营部门压倒公共部门，就产生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反之，就会形成政府的过度监管。因此二者需要平衡，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忽略幼稚想法，即“要么全部由政府监管，要么全部由市场主导，”洛特科普夫表示。他继续说道，历史的前车之鉴让我们明白，当这二者平衡时，便是资本主义市场最为繁盛之时，而“当这二者失去平衡时，就会陷入危机。”
　　
　　因此，理想的2012总统大选应该是为关键的财政协议制定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让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抒己见。这是美国为适应21世纪资本主义所需要打造的平衡政策。
　　
　　最首要的财政协议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的结构性赤字，在未来十年，通过渐进的税收改革，逐步采用每加税1美元，削减津贴和国防支出3美元到4美元。如果共和党依然坚持不应该增收税额，那就陷入僵局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没有社会福利，也不能不审慎理财，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二者间保持可持续平衡。
　　
　　作为保持财政“平衡”的一部分，我们将需要对新老两代人的财政支出进行平衡，以防最终发生新老两代的财务内斗。我们需要政府在养老机构和幼托机构的支出上保持适度平衡——即对人生最后六个月和刚开始的六个月的政府财务支出保持平衡。
　　
　　另一项财政协议，就是如何同时着手环境保护并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安全开采美国刚刚发现的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同时，为低碳能源经济建构一个能更着重强调能源效率的纽带。
　　
　　第三项财政协议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政府的财政赤字中，有2万亿美元用于建设桥梁、公路、机场、港口和网络带宽，而政府却无力填补这笔亏空。我们需要让政府通过招募私营部门或与他们合作，用私人投资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让他们为公众服务，并提供一定的利益回报。
　　
　　在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我们也需要财政协议，在整治和预防中更好地分配资源。我们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却并没有得到比他们更好的成效。我们在治疗可预防疾病上耗费太多资金，也浪费太多的钱在大学里重复教学生高中的知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技工以及灵活的卫生保健制度，允许他们自由寻找工作而不受医保约束。
　　
　　我们也需要在雇主、雇员和政府间制定财政协议，比如德国政府为企业提供刺激性的财政支出，让他们雇佣员工，并进行培训和再培训。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通过更广泛深层的公共辩论才能着手制定执行这些财政协议。“美国政府如今缺失的最重要的东西”，比尔·盖茨最近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道，“就是对事实的技术性理解以及对哪些地方制度能发挥作用，哪些地方不能的了解。”因此，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应该以数据为依据，而非思想意识。
　　
　　资本主义及政治体系就像企业一样，需要持续地变革以保持活力。公众们正在注视着我们如何变革，关注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是否能继续散发活力。政府的很多方面现在都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但如果“我们继续将政治视为廉价舞台上的真人秀”，洛特科普夫说道，“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它的下一篇章将会被书写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