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方案、一个葬礼、一本日记、一封信札、一场吵架……
　　
　　2012岁末的北京，这些道具与剧情一字摆开，一个个关于“另一个北京”的故事流淌出来……
　　
　　这是我们现实拥有的北京——残留的古都风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摩肩接踵的两千万人，当然，还有空气污染、水源短缺、交通拥挤这些栖身于此的人或多或少都能感知的病痛。
　　
　　而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声音，假如历史赋予他们重量，或许可以大胆猜测：北京，本来可以更美好一点。
　　
　　“梁陈方案”故纸堆
　　
　　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如今是密布的住宅和办公楼，而在62年前的一幅比例尺为1:20000的地图上，这里却摆满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小格子，格子里写着“政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署”……总之，全部是中央行政机关。
　　
　　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城百废待兴，中央行政区选址何处，关乎京城规划全局。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业界简称“梁陈方案”）。该方案认为，中央行政区不宜立足旧城，建议设于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西郊地区。
　　
　　该方案细陈在旧城区内建造新行政区的弊端：增加人口、需拆除房屋面积过大、高楼的修建会破坏古都风貌、政府机关之间的长线距离以及办公区与住宿区之间的城郊间大距离必然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
　　
　　而选址西郊，则不用大量迁移居民，不伤及旧城文物，且有足够发展的余地，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同时西郊新建建筑形体不受牵制。
　　
　　然而，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在“一边倒”的当时，被指责为与主张行政中心设于旧城的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据陈占祥回忆，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这纸方案最终被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自此，北京以旧城为单一中心的发展原点划定。
　　
　　从这个原点出发，北京城开始了“单中心+环线”的“摊大饼”式生长。大饼一摊六十年，而梁陈所担忧的古城破坏、拥堵加剧则一语成谶。
　　
　　“新中国规划史上一个伟大而遗憾的事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凯如是评价“梁陈方案”，“如果当初得以实施，可以说是当时北京空间结构调整的一个最好方案。”
　　
　　有人遗憾，也有人不以为然。“是不是采用了‘梁陈方案’，北京城就一点病都没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反问，“几十年来，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梁陈方案’能否适应现在，我不敢完全认同。”
　　
　　最大的异见者是规划本身
　　
　　“北京市应力争多发展一些市郊客车（指火车），重点放在地处远郊而又靠近铁路的城镇和风景点、游览区。”
　　
　　这是写在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句话。“82总规”提出的建设方针为“旧城逐步改造，近郊调整配套，远郊积极发展”。如果建立市郊铁路的梦想成真，北京的远郊有望像伦敦那样，成为大发展的卫星城，可以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
　　
　　然而，这一力图打破“同心圆”的尝试未能实现。《北京总体规划2004-2020》的主要参编者、首都规划史专家刘欣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0年代初期，规划管理部门多次向国家铁路部门提出建设市郊铁路，但当时铁道部门把工作重心放在运煤和长途客运上，不同意建设用于通勤的市郊铁路。“即使采用已有的线路也不行，这就使通过铁路解决规划市区与卫星城通勤的设想成为幻想。”
　　
　　熟稔首都规划始末的刘欣葵认为，如果把提出了建议却未能实现作为评价“异见”的标准，北京规划史上最大的异见者即为规划本身。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柯焕章回忆道，1993年的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北京要建设商务中心区（CBD），但是没有被有关部门所理解和重视，此后大量商务设施分散建设，没有按照CBD集中建设，这是很可惜的。
　　
　　1993年的总体规划亦曾力图将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步从市区向郊区转移，但事实是，以旧城为中心的大饼已经是一块难以拆解的铁饼。
　　
　　人口亦从未如规划所愿。1980年代提出，北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人，1990年代初提出到2010年将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2004年目标又妥协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然而，在今天已逾2000万人口的现实面前，这些过往的数字仿如被车轮辗碎的螳臂。
　　
　　看住北京的脸，留住北京的魂
　　
　　2012年的最后一天，八宝山哀乐低回，一场葬礼在这里举行。逝者是曾任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宣祥鎏。
　　
　　“他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地主张控制旧城建筑高度、繁荣建筑艺术、保护和发展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使之体现首都的特色。”在闻知宣祥鎏去世的当晚，与其相熟的刘欣葵向南方周末记者忆及其功绩。
　　
　　东长安街北侧，故宫周围一片低矮庄严的建筑群中，矗立着高度接近70米、东西绵延480米的东方广场。宣祥鎏是当年诸多反对者之一。起意于1993年的东方广场一度将高度定在了70-80米，直破旧城区45米的限高令。然而，虽经京城规划、建筑、文物各界持续了五年的抵制，东方广场还是以接近70米的高度立了起来，故都天际线由此失守。
　　
　　“东方广场的建设不甚理想，简单来说，最终结果还是太大、太高，对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景山上看，像一堵墙，很难受。”这是宣祥鎏生前留下的感叹。
　　
　　国家大剧院是其反对的另一目标。“这个建筑设计，放到哪里都不实用、不经济、不美观的，特别在长安街上是一个败笔。”然而，也只有无奈，“此事的是非，就由历史去做判断吧”。
　　
　　“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建筑艺术，特别是大型公共设施的风格，难道不应该体现中国主流文化的追求吗？难道不应该体现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吗？难道不能在体制上保障专家对决策的影响吗？”刘欣葵说，“这是宣老未竟的心愿。”
　　
　　宣祥鎏守卫京城天际线的1990年代，华新民打响了她的胡同保卫战。
　　
　　1990年代初的北京，正撒欢奔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1990年，北京市出台《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决定》，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危改”启幕，致使北京旧城被“推平头”后“长高”、“加密”，数不清的胡同连同它们连接的四合院归于尘土。
　　
　　60还是70？华新民已经记不得，自己究竟给这座城市的有关部门写过多少封信，但她收获的大多是沉默、推诿。
　　
　　果郡王曾栖身的孟端胡同45号院、曾住过御医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曾做过袁世凯行宫的霞公府街13号宅邸……一座座有故事的院落消失了。官方数字显示，仅1990到2000年间，全北京就累计拆除危旧房屋近500万平方米。
　　
　　“我多想搬起我的小板凳坐在胡同口上，看住我的每一条胡同。”“蓝眼睛北京人”华新民感叹。
　　
　　2000年以后，《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一批古城护身符相继出台，可惜，旧城风貌已经香消玉殒半城池。
　　
　　人大代表的日记
　　
　　“今天的会令人失望之极，×及水利部门完全没有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诚意，而是表现出政府决策都是对的……我也很受打击，感到压抑，但不能退却，仍要为环保事业努力……”
　　
　　2012年12月27日，在空军指挥学院住宅区的家里，退休教授李小溪翻出那本红底烫金的“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记本，向南方周末记者述说一段往事。
　　
　　日记写于2001年3月16日，彼时，距离北京提出“绿色奥运”的申办理念已逾一年。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关于京密引水渠的硬化是否科学，参与者是北京市政府领导与民间环保人士。当时，京密引水渠正在投入巨资进行河道整治，采用水泥、石材衬砌的方式，将河道全部硬化、渠化（改直线），同时砍掉两岸的大树、灌木，这引起人大代表李小溪的关注。
　　
　　多方调研后，李小溪发现，河道硬化后，原本具有净化功能的植物、微生物、鱼等无法生存，水体自净能力消失，不利于生态平衡，同时降雨量大时，直线型河道水流加速，易造成洪水泛滥。而对水利局辩解的硬化是为了防渗节水、砍树是为了防止树叶落入河中造成污染等理由，京城环保人士大多认为牵强。且此举未经环境影响评价，耗资巨大。
　　
　　李小溪由此写了《如此治理，弊大于利》的意见和建议，促成与北京市领导的这次座谈。后来，北京市水利局同意把原本砍树28000棵的规模大幅缩减为3000余棵，但最焦点的硬化照旧进行了。
　　
　　硬化后的河道究竟节了多少水？未见下文，但李小溪切身的感受是，当她再到渠边散步时，再也听不到青蛙叫了。
　　
　　河道硬化的后果在2001年夏天就已显现，是年，北京河水变绿，水华爆发。此后，北京不得不开始大范围拆除原本硬化的河道，扒开河底让河流呼吸。
　　
　　但教训总是很快就被遗忘。2005年3月，媒体曝光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引发公众强烈反对，终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
　　
　　《关于用渗水材质铺装路面的建议》、《关于雨水回收利用的建议》、《关于少搞大树进城的建议》、《关于北京市应严格控制建设高尔夫球场的建议》……一届人大代表下来，关注环保问题的李小溪提过一百多项建议，“但真正实现的也就1%吧”。
　　
　　迁都划不划算
　　
　　一件并不抱太大期望的事儿，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却惦记了六年。
　　
　　2006年4月17日的一场沙尘暴过后，他写了一封《关于中国迁都的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解决此环境危机的最直接选择便是迁都。”
　　
　　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动议。哲学家黎鸣在1980年代就向中央递交过厚厚的迁都计划书，与近年的迁都理由多摆出环境、人口等因素不同，黎鸣是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融入了对体制改革的期待。
　　
　　一场沙尘暴、一次大堵车，都会轻易撩拨起这个持续多年的话题。2006年“两会”期间，曾有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
　　
　　“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居住中心、办公中心、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展览中心、科技中心、旅游交往中心、交通枢纽中心、体育中心、专业产业中心。”刘欣葵说，“北京市是全球的所有首都中所担负的职能最复杂的一个。”但他并不赞同迁都，北京城六十年来的发展，相关的配套和投资已经这么大了，迁都不划算。
　　
　　集如此多的“中心”于一身，且各个职能之间的功能分区日益分化，自然会对城市的正常运行，尤其是交通带来巨大压力，更何况，据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每年仅交通管制就达七千余次。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士杰一直呼吁少封路，今年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转机。
　　
　　“前两天中央领导来民主党派开会座谈，一条道都没封。”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李士杰乐观地期待，“可能2013年的两会连一条道都不封了呢。”北京市政府已经出台规定，今后市领导调研取消交通管制。
　　
　　“房价高、交通堵、空气污染、水源枯竭，这是北京的‘坏’。”胡星斗说，“但北京的知识分子多、思想多、研讨会多、媒体多，搞社会科学，不在北京的话，确实不太方便。”
　　
　　即便迁都，胡星斗坦言他也不舍得离开这个又爱又恨的北京。
　　
　　世界城市，准备好了吗？
　　
　　“你看2012年北京大雨，大马路上开车愣是给淹死了。”电话那头，李裕宏还想继续和记者说下去，但是妻子不愿他再谈此事，把他数落了一顿。争吵声传来，电话挂断了。
　　
　　北京水利学会专家李裕宏研究北京城的雨涝灾害及防灾对策多年。“排水系统不健全，城区仍有明清时期遗留沮沟183公里，结构老化，塌邦断盖，反坡存泥，需翻修改造。”“尽快彻底疏挖玉渊潭、莲花池，增加滞洪能力。”1993年开始，他的这些意见陆续报给人大、政协，直接送给市委办公厅。
　　
　　事实上，在这个中国最聪明的脑袋最多的地方，如何解决雨洪之灾的建议并不少见。
　　
　　2012年7月25日，“7·21”暴雨过后第四天，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送给了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一块“绿色海绵”——《关于建立“绿色海绵”解决北京雨洪灾害的建议》。
　　
　　“雨水不应是灾害，而是福音。”俞孔坚信中写到，解决雨涝，经济而高效的办法是建立绿色的雨洪滞蓄系统，综合解决水涝、雨水资源化、地下水补给和生态环境改善等目标，而非简单地靠巨资建设常规的市政排涝管网来解决。
　　
　　他建议北京应尽快由市政府协调，成立“绿色海绵”指挥部，建立长期规划和近期建设的系统方案，并分流域建立试点工程。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金磊提醒，虽然2012的末日传说已成往事，但其实人们不应忘记2012所传递的忧患意识，北京尤其如此，“79个人的死亡就是北京的2012”。
　　
　　“北京现在提出来要建设世界城市，我想问一句，世界城市，您准备好了吗？”
　　
　　由公元前11世纪以来，北京曾先后12次为都，这就是：蓟、燕、前燕、大燕、刘燕、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初期），当今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西周以来，北京先为方国的都邑。秦和两汉时期，北京发展成为统一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从北朝至五代，北京“三为燕都”，这是它将正式成为都城的历史信号。辽代的陪都南京（燕京），则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历史的序幕。至金代的中都，北京才第一次成为皇都——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尔后，在元、明、清三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中国古都：北京》阎崇年
　　
　　赵普（央视主持人）：
　　
　　不喜欢北京的地方估计和大家差不多：交通拥堵、空气肮脏等。记得有年冬天我从丽江回京，思维切换得比嗅觉慢了些，认为是鼻炎犯了，因为家里家外的空气都很糟，直后悔是我不该将深呼吸也从丽江带回北京。
　　
　　不安全感吗？时时都有啊。不过这个好像不是北京特产。比如，我不知道我的对门邻居是谁，他们很神秘。开门只闪条缝，进出各色人等，昼夜亮灯，随地乱扔烟头等等。
　　
　　北京是座大城，但似乎是座事业之城，而非生活之城。就生活品质而言，逊于同样是大城市的上海、广州。举个吃的例子吧。现在都知道早餐重要吧，可北京人的早餐是最马虎的，几乎找不到像样的早点铺。做早餐当然是可以的，但在“城市”这个大的系统里不是所有的事都能亲力亲为的。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满足各自所需。如果便利和舒适还不及农村，我们推进城镇化还有什么意义？
　　
　　要是能再选一个地方生活的话，那我会选小时候住过的一座小城，是三线城市。那地方人少、环境好、交通便利，尤其饭菜可口。朋友平常走动举步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