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吗
2013-12-6 10:48:21 来源：《国家利益》杂志 我要评论（）
作者：伊恩·布莱莫
好像全球金融市场崩溃、美国70年来最严重经济衰退、欧元区生存危机和中东动荡在这10年来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动荡与不安现在又扩大到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印度货币急剧下跌，土耳其和巴西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愤怒抗议，俄罗斯出现反政府示威，南非发生罢工与暴力，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不祥的经济增长放慢现象。
正如叙利亚发生的屠杀与混乱向我们提示的那样，除了这种不确定性之外，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稳定的国家联盟愿意并有能力实施始终如一的全球领导。奥巴马政府及国会共和党人并不愿意在中东流血或在欧洲花费金钱从而疏远厌战的美国公众。欧洲领导人正忙于处理欧元区的问题。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希望在国际社会发出更大声音，但因国内面临的考验大多，他们都不愿承担新的国际责任。由于无人提供可预期的领导，未来国际问题更有可能变成危机，这个世界上的野火会越烧越旺，越来越长。
不要忘记，最近以来从中国听到的噪音很少，尤其是在这个新兴巨人经历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更替、经济下滑、公开审判了该国最有名的政治人物之一（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仅仅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之后，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鉴于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仍在奋力重新站稳脚跟；曾经充满活力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内部经济及社会变革的步伐加快，人们不难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是中国风暴来临之前的平静？
然而，不要指望中国会出现暴风骤雨。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中国更加稳定，更加具有活力。中国政治领导人具有管理增长速度放缓、遏制可能引起的动荡等需要的工具与资源。这是一个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完很长道路的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规模超过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经济规模之和。1977年，中国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到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家。今天，全球124个国家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有76个国家。预计到今年底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目前中国已成为主要碳排放国、最大汽车及手机市场。中国大约有6亿人上网。所有这些成功为中国领导层在中国人民中赢得很高的信誉。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最近困扰许多国家的动荡与不确定，这对那些依靠中国实力稳定自己经济的国家来说是件好事，但对那些希望中国领导人迅速开始对全球政治与市场资本主义迅速采取新的态度的人是个坏消息。外人，尤其是美国人，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攸关方”，并且强烈希望，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与企业，中国应该表现为一位全球伙伴，一个最珍视和平、可预期的国家。但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在绝大多数的国际争端中，北京将自己的参与活动限定在精心算计的动机之内，保护中国各种商业利益；限定在削减美国影响并扩大自己影响的范围内。
一些人还表示，希望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发动戈尔巴乔夫式的运动，开放国内政治。但这一点同样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些精英级中国官员年龄太轻，不记得上世纪60到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剧烈动荡，但他们都知道80年代到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以及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
也不应该期望短期内推动完全拆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但有提高该体制效率的计划。中国领导人明白，要摒弃严重依赖企业及政府投资的经济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逐渐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此外，中国必须从20世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转型到依靠中国创新实力的数字时代经济模式。
这些转型都要求实现财富及决策权从公共部门到私人手中的实质转换。尽管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些变化必须到来，但他们采取了渐进方式。在改革银行体系和向外国投资开放新的经济领域方面，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紧迫感，但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改善该国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埋葬它。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政治官员可以利用国营公司、私营全国一流企业、国营银行以及主权资金，确保得到经济增长、就业和财富，而不用给潜在的国内政治对手赋予权力，也不会失去对发展速度的控制。中国多年来取得成功，核心就在这一体制，而且未来若干年内这一体制仍然会对中国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营企业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企业占中国产出的一半以上，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工作岗位。这种主导地位不难证明：2012年中国大陆列《环球财富500强》有70家企业，其中65家属于中国政府。
中国军事建设也不可能出现停顿——即使中国领导人最近对邻国降低了对抗态度。2012年，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与越南、菲律宾和其它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急剧增加。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当选后，新的领导层协调一致，采取措施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方与其它安全力量会发出抵制这种转变的声音。与中国政府的其它领域相比，解放军拥有最多的鹰派人士，未来对解放军的拨款水平将超越与平民领导的意识形态及战略分歧，取决于军方维护其对中国安全至关重要这种公众意识的能力。
即使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未来存在许多根本问题，依然没有答案。20多年来，中国的一党政治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让有关的末日预计破产，不过中国在短期内奋力向前的能力并不应该让我们低估未来存在的长期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考验都来自国内。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扩大与加深与世界各地区的贸易与投资，中国领导人会发现自己卷入各种国际冲突中，尤其是在中东，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直接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存在并不意味着国际实力。
尽管美国恢复经济活力、欧元区重新设计、中东动荡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命运迥异是至关重要的事件，但在未来30年来，中国以及中国对其余所有国家构成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的意义将是世界最重要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稳定对我们大家越来越重要，中国的问题同样将是我们的问题。
至少25年来，人们一直预计中国经济将遭遇硬着陆，中国共产党面临直接挑战。对冲基金经理吉姆·查诺斯（JimChanos）在2009年警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把中国经济推上“通往地狱的跑步机”。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魏瑶今年早期时候警告，中国可能很快面临“明斯克时刻”（,信贷清偿率危险的临界点）。届时，在中国企业累计债务的重压下，中国将会崩溃。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墩（GordonChang）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放缓不亚于中国的“雷曼时刻”（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查诺斯、魏瑶和章家墩拥有许多同伴，他们的警告也许最终会得到证实。然而，不管中国经济出现什么样的失衡，都不可能引发威胁中国政权的动荡，原因是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越来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
给中国政府计划官员以公允的评价：他们制定的影响深远的实质性经济改革，在连贯性与延续时间上超过了其他任何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者。在一个长期受到农民暴动困扰的国家，他们让数亿工人可以在农村和快速发展的城市之间来回流动，从而让这个曾经静止的社会动了起来。他们在运送产品的道路、桥梁和港口以及传送信息的通信网络进行了大量的投资。2001年，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普遍遵守该机构的规则及裁决。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加大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同样重要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为了开始下一阶段的改革，他们拒绝采取更多类似的行动。下一段改革要求摆脱对国家推动型投资及支出的依赖。
同时，对中国备受批评的银行业的治理，也酝酿着改革。尽管与欧洲央行一样，需要提供资金对经营不善的机构进行金融市场治理改革所必须的资金重组，但大规模的投机性借贷活动必须得到更为严格的管理。这种做法并非长期解决办法，但北京可能具有在解决这些问题与保持经济增长实现平衡的能力，避免近期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的硬着陆。
对于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得到利益的外人来说，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依然强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许多外国公司将继续从中国国营公司的商业关系中获得巨大好处。然而，国家资本主义在两方面伤害外国公司。首先，跨国公司必须与拥有雄厚政府金融及政治支持的中国国营对手进行竞争，这实际上不利于跨国公司。其次，国家资本主义为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与运营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与风险。多年前，由于急于得到外国投资、技术与管理知识，中国打开了市场欢迎投资、技术与管理。然而，拥有这种资源使中国公司更多地视外国企业为商业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们开始使用与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官员的联系使竞争场地向他们倾斜。有些中国地方及公司的决策者一贯反对将国外竞争引入他们的领地。
国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经济的最新例子是2011年中国政府创立“战略新兴产业”，这些指定的行业对中国政府具有特殊的利益。中国政府希望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在产品价值链上的位置。外国投资在这些领域大受欢迎，在未来一段时间，有些投资会继续获得丰厚的利润，但进入的外国企业常常被迫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有的技术甚至被中国竞争对手偷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会愈加严重。
此外，在多个消费市场，现在西方公司面临越来越不可预期的经营环境。除了人们熟悉的信息巨头苹果、谷歌和雅虎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斗争的事情外，还发生了其它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2012年12月，中国国营广播网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称美国快餐零售商肯德基在中国出售的鸡肉含有抗生素。一个月后，肯德基在中国的销售下降超过了40%。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大众、麦当劳和法国家乐福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最近的反腐调查还聚焦于制药工业，而反垄断调查目标对准了其它食品公司。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两项调查可能扩大到其他行业。这些举措部分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执政党内部腐败的愤怒情绪，削弱外国对中国公司的批评。同时，鉴于这种事件经常在中国发生，外国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
然而，令人们最为担心倒不是中国的当前实力，而是中国不确定的未来。事实上，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避免了今年在土耳其和巴西出现的剧烈动荡以及中东出现的暴力，但中国是最不可能沿着可预期道路发展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首先，中国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这部分是该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1980年，中国的平均年龄是22岁，预计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大幅升至38岁，2040年为47岁。中国已经有近两亿居民年龄超过60岁，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最高的3亿人。
由于工人总数开始下降，如果单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未能大幅度提高，经济就难以增长。没有一种可以创造扩大生产能力需要的技术变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将超过其领导人的希望，这一关头中国尚在建设中的社会保障网将面临终极考验。改革进程能否让中国应对这些挑战？这一问题尚待观察。
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从0到1，数字越大表示不平等越加严重）——已达0.47。一些分析家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预示社会可能发生动荡。此外，还应该考虑到，这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可能不够准确。中国自己的商业精英如何看待国家的未来？2012年，记录中国最富有公民行为及态度的《胡润报告》发表报告称，接受调查的人士中超过60%要么提交了移民文件，要么已经移民。超过85%的接受采访者说他们将送孩子到其它国家接受教育。
最严重的国内考验是当前中国实力核心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有弱点。社会动荡可能挑战中国领导层，但作为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等能力的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决定动荡的严重程度。尽管许多中国国营企业得到了专业而恰当地管理，但与政府管理的其它任何系统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也深受同样的效率低下与腐败风险的影响，尤其是在威权政府领导之下。这种体制的主要目地是创造并维持工作岗位，实现制定的投资目标，以增强国家稳定，为有各种关系的少数人生产财富，而不是释放与公众对新的、更好的产品及服务的要求相适应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不具备创造持久与广泛分享的繁荣的能力，而建设具有创新能力的数字时代经济却依赖于后者。
更有甚者，这种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就非常难以打破，因为从这一体制中获益的人会在统治精英中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抵制改革的努力。
基于创新并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经济成功取决于“创造性破坏”，在这一进程中，曾经维持一个公司或行业的工人、资源以及观念得到解放，以新的形成重新组合，产生可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要求及需求的新产品及新服务。管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害怕创造性破坏，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赢家和输家的方式，也控制不了这一进程的步伐。当旧的产业死亡时，工人们丧失工作，没有了工资，动荡风险增加。即使在一个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人丧失工作和工资，政治家也要受到指责，但如果政府是拥有这家工厂的公司的业主时，它对创造就业以及保护所负的责任则更直接，更明确。
由于中国已经丧失了国家引导、出口驱动型经济作为基础的一些优势，国家资本主义无法得到无限维持。几年前，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宣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和难以持续的，”部分是因为他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引起中国工厂工人更高工资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了蚕食成本优势，而这种优势正是多年前外国企业在中国寻求制造业外包的原因。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将自己的业务外包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市场，以保持竞争优势。
其它亚洲国家以前也走过这条路。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曾让战后日本脱离贫穷。台湾和韩国也跟着日本走这条路。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于80年代，韩国于90年代完成了目前中国面临的转型，从高增长、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型到步伐更为温和、主要由中产阶级购买力驱动并稳定的经济模型。然而，这三个国家与地区在转型期间要么已经是民主体制，要么已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政治自由化。中国威权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吸收这种转型必定产生的冲击？这个问题也有待观察。
此外，等待中国领导人的还有世界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的经济利益正将中国政府和国营公司带入政治风险更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及钻探技术的革命正在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事实上，仅仅在过去3年里，美国从欧佩克国家的进口下降超过了20%，到2020年可能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2035年实现能源自给。然而，中国却越来越依赖于从沙特、伊朗、伊拉克、苏丹及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进口。到目前为止，在他国事物方面，北京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政策，然而，鉴于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参与中东事务，由于渴望得到石油，中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接过这份责任，涉入自身几乎没有管理经验的争端之中。
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尽管中国具有投资伙伴，但却没有坚强的盟国，即与北京具有同样政治价值并有能力对其安全挑战做出具有意义贡献的政府。即使常常在联合国合作阻碍西方国家的的俄罗斯，也不可能深化与中国的军事联系。双方仍在继续争夺对位于两国之间的中亚国家的影响。彼此对对方意图严重缺乏信任将继续成为中俄两国军方思维中占主导地位。双方合作阻止美国的计划倒不难，但要努力改变国际现状则很困难。中国也无法指望增加软实力来扩大影响。中国普通话不可能替代英国成为国际大众文化的语言，中国缺乏曾经将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吸引到苏联的那种意识形态吸引力。
在一个政府无法单独保护自己利益的世界上，中国将努力建立能够扩大其实力的持久伙伴关系。
面对中国不确定的未来，华盛顿已经制定了聪明的态度，即将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与一种套期保值策略结合起来，后者将深化美国与多个中国邻国的政治、贸易、投资以及安全关系。这就是亚洲“重新平衡”计划的目标，该计划明确承认美国承诺将在未来30年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地区发挥长期而全面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制度性框架——没有亚洲联盟，没有亚洲的北约——进行有效管理，这一计划同样面临大量正在孕育的安全挑战，尤其是东亚，这里是新兴强国中国、充满活力的发达国家韩国以及仍为工业世界领袖之一的日本的家园。不过，这里还是中国与日本、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发生对抗的地方，一个北朝鲜不按规矩出牌的行为继续制造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地方。
重新平衡将继续将很大一部分美国海军设施转移到亚洲，但这一战略的核心部分就是完成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TP），一个涉及十几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庞大的贸易协议。至关重要的是，安培首相领导的日本新政府已经克服了日本传统上对旨在开放敏感经济部门的多国协议的阻力，开始商谈参加TTP。美国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去年生效。
在中国，有些人认为TPP企图遏制中国扩张，而且由于这一协议将开放一些中国还不够强强大，无法抵御外来竞争的经济部门，所以北京推动趁早参加TTP的机会是几乎不存在的。即使习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走向TTP的步伐超过预期，但由于多国谈判进程极其复杂，中国肯定无法很快加入。然而，TTP不包含任何限制成员国与中国或任何其它非成员国缔结贸易及投资协议的条款，这样就可以让美国使用TTP作为一种防范手段，对付中国日益成长的地区实力，同时对未来更深的参与敞开大门。这才是正确的平衡。
奥巴马政府设定了正确的战略，但没有寄予应有优先关注，政府很容易被其它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分心。华盛顿无法忽略叙利亚、埃及以及其它热点地区的事态发展。欧元区的未来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拉丁美洲的事态发展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亚洲重新平衡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始，直接与中国接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动力与关注。
美中两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主要贸易国和最大污染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中国是最大的债权人。如果主要先进大国与主要新兴大国之间没有进行可能多的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不可能减缓气候变换，也无法应对新出现的安全威胁并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有许多问题可以商谈。历史上最大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互利互惠的安全合作的潜力，朝鲜半岛的未来，遏制网络空间的争端，联合开发节能技术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还有成百个其它话题应该放在早期的议程上。毫无疑问：承担领导这种努力责任的总统和主席应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迫切关注。
列出美国与中国利益之间差异的方式并不困难。中国领导人不会以损害他们维持国内稳定的代价接受国际责任。他们将继续以保护中国发展为目的而制定的步伐让中国货币贬值，并不会有意帮助华盛顿实现收支平衡。他们不会接受对其人权政策以及他们对台湾货西藏态度的批评。
美国领导人将继续敦促中国在协助管理影响美中国两国经济的安全威胁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将继续坚持要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遵守贸易和投资规则，并努力解决可能失去控制的与邻国领土争端。美国官员将继续坚持要求中国授予公民更大的自由权利，即使他们明白北京将抵制这种努力。
这些分歧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但分歧不能阻止两国政府尽可能改善双方关系。在一个领域无法取得进展并不应该减缓在另一个领域取得进展的进程。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事情将取决于美国与中国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与能力——为了两国的利益，也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
好像全球金融市场崩溃、美国70年来最严重经济衰退、欧元区生存危机和中东动荡在这10年来制造的麻烦还不够，动荡与不安现在又扩大到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印度货币急剧下跌，土耳其和巴西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愤怒抗议，俄罗斯出现反政府示威，南非发生罢工与暴力，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不祥的经济增长放慢现象。
正如叙利亚发生的屠杀与混乱向我们提示的那样，除了这种不确定性之外，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稳定的国家联盟愿意并有能力实施始终如一的全球领导。奥巴马政府及国会共和党人并不愿意在中东流血或在欧洲花费金钱从而疏远厌战的美国公众。欧洲领导人正忙于处理欧元区的问题。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希望在国际社会发出更大声音，但因国内面临的考验大多，他们都不愿承担新的国际责任。由于无人提供可预期的领导，未来国际问题更有可能变成危机，这个世界上的野火会越烧越旺，越来越长。
不要忘记，最近以来从中国听到的噪音很少，尤其是在这个新兴巨人经历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更替、经济下滑、公开审判了该国最有名的政治人物之一（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仅仅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之后，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鉴于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仍在奋力重新站稳脚跟；曾经充满活力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内部经济及社会变革的步伐加快，人们不难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是中国风暴来临之前的平静？
然而，不要指望中国会出现暴风骤雨。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中国更加稳定，更加具有活力。中国政治领导人具有管理增长速度放缓、遏制可能引起的动荡等需要的工具与资源。这是一个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完很长道路的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规模超过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经济规模之和。1977年，中国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到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家。今天，全球124个国家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有76个国家。预计到今年底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目前中国已成为主要碳排放国、最大汽车及手机市场。中国大约有6亿人上网。所有这些成功为中国领导层在中国人民中赢得很高的信誉。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最近困扰许多国家的动荡与不确定，这对那些依靠中国实力稳定自己经济的国家来说是件好事，但对那些希望中国领导人迅速开始对全球政治与市场资本主义迅速采取新的态度的人是个坏消息。外人，尤其是美国人，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攸关方”，并且强烈希望，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与企业，中国应该表现为一位全球伙伴，一个最珍视和平、可预期的国家。但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在绝大多数的国际争端中，北京将自己的参与活动限定在精心算计的动机之内，保护中国各种商业利益；限定在削减美国影响并扩大自己影响的范围内。
一些人还表示，希望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发动戈尔巴乔夫式的运动，开放国内政治。但这一点同样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些精英级中国官员年龄太轻，不记得上世纪60到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剧烈动荡，但他们都知道80年代到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以及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
也不应该期望短期内推动完全拆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但有提高该体制效率的计划。中国领导人明白，要摒弃严重依赖企业及政府投资的经济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逐渐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此外，中国必须从20世纪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转型到依靠中国创新实力的数字时代经济模式。
这些转型都要求实现财富及决策权从公共部门到私人手中的实质转换。尽管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些变化必须到来，但他们采取了渐进方式。在改革银行体系和向外国投资开放新的经济领域方面，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紧迫感，但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改善该国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埋葬它。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政治官员可以利用国营公司、私营全国一流企业、国营银行以及主权资金，确保得到经济增长、就业和财富，而不用给潜在的国内政治对手赋予权力，也不会失去对发展速度的控制。中国多年来取得成功，核心就在这一体制，而且未来若干年内这一体制仍然会对中国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营企业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企业占中国产出的一半以上，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工作岗位。这种主导地位不难证明：2012年中国大陆列《环球财富500强》有70家企业，其中65家属于中国政府。
中国军事建设也不可能出现停顿——即使中国领导人最近对邻国降低了对抗态度。2012年，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与越南、菲律宾和其它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急剧增加。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当选后，新的领导层协调一致，采取措施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方与其它安全力量会发出抵制这种转变的声音。与中国政府的其它领域相比，解放军拥有最多的鹰派人士，未来对解放军的拨款水平将超越与平民领导的意识形态及战略分歧，取决于军方维护其对中国安全至关重要这种公众意识的能力。
即使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未来存在许多根本问题，依然没有答案。20多年来，中国的一党政治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让有关的末日预计破产，不过中国在短期内奋力向前的能力并不应该让我们低估未来存在的长期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考验都来自国内。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扩大与加深与世界各地区的贸易与投资，中国领导人会发现自己卷入各种国际冲突中，尤其是在中东，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直接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存在并不意味着国际实力。
尽管美国恢复经济活力、欧元区重新设计、中东动荡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命运迥异是至关重要的事件，但在未来30年来，中国以及中国对其余所有国家构成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的意义将是世界最重要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稳定对我们大家越来越重要，中国的问题同样将是我们的问题。
至少25年来，人们一直预计中国经济将遭遇硬着陆，中国共产党面临直接挑战。对冲基金经理吉姆·查诺斯（JimChanos）在2009年警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把中国经济推上“通往地狱的跑步机”。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魏瑶今年早期时候警告，中国可能很快面临“明斯克时刻”（,信贷清偿率危险的临界点）。届时，在中国企业累计债务的重压下，中国将会崩溃。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墩（GordonChang）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放缓不亚于中国的“雷曼时刻”（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查诺斯、魏瑶和章家墩拥有许多同伴，他们的警告也许最终会得到证实。然而，不管中国经济出现什么样的失衡，都不可能引发威胁中国政权的动荡，原因是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越来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
给中国政府计划官员以公允的评价：他们制定的影响深远的实质性经济改革，在连贯性与延续时间上超过了其他任何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者。在一个长期受到农民暴动困扰的国家，他们让数亿工人可以在农村和快速发展的城市之间来回流动，从而让这个曾经静止的社会动了起来。他们在运送产品的道路、桥梁和港口以及传送信息的通信网络进行了大量的投资。2001年，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普遍遵守该机构的规则及裁决。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加大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同样重要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为了开始下一阶段的改革，他们拒绝采取更多类似的行动。下一段改革要求摆脱对国家推动型投资及支出的依赖。
同时，对中国备受批评的银行业的治理，也酝酿着改革。尽管与欧洲央行一样，需要提供资金对经营不善的机构进行金融市场治理改革所必须的资金重组，但大规模的投机性借贷活动必须得到更为严格的管理。这种做法并非长期解决办法，但北京可能具有在解决这些问题与保持经济增长实现平衡的能力，避免近期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的硬着陆。
对于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得到利益的外人来说，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依然强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许多外国公司将继续从中国国营公司的商业关系中获得巨大好处。然而，国家资本主义在两方面伤害外国公司。首先，跨国公司必须与拥有雄厚政府金融及政治支持的中国国营对手进行竞争，这实际上不利于跨国公司。其次，国家资本主义为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与运营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与风险。多年前，由于急于得到外国投资、技术与管理知识，中国打开了市场欢迎投资、技术与管理。然而，拥有这种资源使中国公司更多地视外国企业为商业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们开始使用与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官员的联系使竞争场地向他们倾斜。有些中国地方及公司的决策者一贯反对将国外竞争引入他们的领地。
国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经济的最新例子是2011年中国政府创立“战略新兴产业”，这些指定的行业对中国政府具有特殊的利益。中国政府希望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在产品价值链上的位置。外国投资在这些领域大受欢迎，在未来一段时间，有些投资会继续获得丰厚的利润，但进入的外国企业常常被迫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有的技术甚至被中国竞争对手偷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会愈加严重。
此外，在多个消费市场，现在西方公司面临越来越不可预期的经营环境。除了人们熟悉的信息巨头苹果、谷歌和雅虎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斗争的事情外，还发生了其它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2012年12月，中国国营广播网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称美国快餐零售商肯德基在中国出售的鸡肉含有抗生素。一个月后，肯德基在中国的销售下降超过了40%。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大众、麦当劳和法国家乐福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最近的反腐调查还聚焦于制药工业，而反垄断调查目标对准了其它食品公司。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两项调查可能扩大到其他行业。这些举措部分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执政党内部腐败的愤怒情绪，削弱外国对中国公司的批评。同时，鉴于这种事件经常在中国发生，外国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
然而，令人们最为担心倒不是中国的当前实力，而是中国不确定的未来。事实上，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避免了今年在土耳其和巴西出现的剧烈动荡以及中东出现的暴力，但中国是最不可能沿着可预期道路发展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首先，中国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这部分是该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1980年，中国的平均年龄是22岁，预计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大幅升至38岁，2040年为47岁。中国已经有近两亿居民年龄超过60岁，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最高的3亿人。
由于工人总数开始下降，如果单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未能大幅度提高，经济就难以增长。没有一种可以创造扩大生产能力需要的技术变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将超过其领导人的希望，这一关头中国尚在建设中的社会保障网将面临终极考验。改革进程能否让中国应对这些挑战？这一问题尚待观察。
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从0到1，数字越大表示不平等越加严重）——已达0.47。一些分析家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预示社会可能发生动荡。此外，还应该考虑到，这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可能不够准确。中国自己的商业精英如何看待国家的未来？2012年，记录中国最富有公民行为及态度的《胡润报告》发表报告称，接受调查的人士中超过60%要么提交了移民文件，要么已经移民。超过85%的接受采访者说他们将送孩子到其它国家接受教育。
最严重的国内考验是当前中国实力核心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有弱点。社会动荡可能挑战中国领导层，但作为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等能力的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决定动荡的严重程度。尽管许多中国国营企业得到了专业而恰当地管理，但与政府管理的其它任何系统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也深受同样的效率低下与腐败风险的影响，尤其是在威权政府领导之下。这种体制的主要目地是创造并维持工作岗位，实现制定的投资目标，以增强国家稳定，为有各种关系的少数人生产财富，而不是释放与公众对新的、更好的产品及服务的要求相适应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不具备创造持久与广泛分享的繁荣的能力，而建设具有创新能力的数字时代经济却依赖于后者。
更有甚者，这种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就非常难以打破，因为从这一体制中获益的人会在统治精英中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抵制改革的努力。
基于创新并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经济成功取决于“创造性破坏”，在这一进程中，曾经维持一个公司或行业的工人、资源以及观念得到解放，以新的形成重新组合，产生可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要求及需求的新产品及新服务。管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害怕创造性破坏，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赢家和输家的方式，也控制不了这一进程的步伐。当旧的产业死亡时，工人们丧失工作，没有了工资，动荡风险增加。即使在一个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人丧失工作和工资，政治家也要受到指责，但如果政府是拥有这家工厂的公司的业主时，它对创造就业以及保护所负的责任则更直接，更明确。
由于中国已经丧失了国家引导、出口驱动型经济作为基础的一些优势，国家资本主义无法得到无限维持。几年前，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宣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定，不平衡和难以持续的，”部分是因为他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引起中国工厂工人更高工资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了蚕食成本优势，而这种优势正是多年前外国企业在中国寻求制造业外包的原因。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将自己的业务外包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市场，以保持竞争优势。
其它亚洲国家以前也走过这条路。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曾让战后日本脱离贫穷。台湾和韩国也跟着日本走这条路。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于80年代，韩国于90年代完成了目前中国面临的转型，从高增长、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型到步伐更为温和、主要由中产阶级购买力驱动并稳定的经济模型。然而，这三个国家与地区在转型期间要么已经是民主体制，要么已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政治自由化。中国威权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吸收这种转型必定产生的冲击？这个问题也有待观察。
此外，等待中国领导人的还有世界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的经济利益正将中国政府和国营公司带入政治风险更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及钻探技术的革命正在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事实上，仅仅在过去3年里，美国从欧佩克国家的进口下降超过了20%，到2020年可能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2035年实现能源自给。然而，中国却越来越依赖于从沙特、伊朗、伊拉克、苏丹及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进口。到目前为止，在他国事物方面，北京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政策，然而，鉴于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参与中东事务，由于渴望得到石油，中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接过这份责任，涉入自身几乎没有管理经验的争端之中。
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尽管中国具有投资伙伴，但却没有坚强的盟国，即与北京具有同样政治价值并有能力对其安全挑战做出具有意义贡献的政府。即使常常在联合国合作阻碍西方国家的的俄罗斯，也不可能深化与中国的军事联系。双方仍在继续争夺对位于两国之间的中亚国家的影响。彼此对对方意图严重缺乏信任将继续成为中俄两国军方思维中占主导地位。双方合作阻止美国的计划倒不难，但要努力改变国际现状则很困难。中国也无法指望增加软实力来扩大影响。中国普通话不可能替代英国成为国际大众文化的语言，中国缺乏曾经将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吸引到苏联的那种意识形态吸引力。
在一个政府无法单独保护自己利益的世界上，中国将努力建立能够扩大其实力的持久伙伴关系。
面对中国不确定的未来，华盛顿已经制定了聪明的态度，即将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与一种套期保值策略结合起来，后者将深化美国与多个中国邻国的政治、贸易、投资以及安全关系。这就是亚洲“重新平衡”计划的目标，该计划明确承认美国承诺将在未来30年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地区发挥长期而全面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制度性框架——没有亚洲联盟，没有亚洲的北约——进行有效管理，这一计划同样面临大量正在孕育的安全挑战，尤其是东亚，这里是新兴强国中国、充满活力的发达国家韩国以及仍为工业世界领袖之一的日本的家园。不过，这里还是中国与日本、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发生对抗的地方，一个北朝鲜不按规矩出牌的行为继续制造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地方。
重新平衡将继续将很大一部分美国海军设施转移到亚洲，但这一战略的核心部分就是完成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TP），一个涉及十几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庞大的贸易协议。至关重要的是，安培首相领导的日本新政府已经克服了日本传统上对旨在开放敏感经济部门的多国协议的阻力，开始商谈参加TTP。美国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去年生效。
在中国，有些人认为TPP企图遏制中国扩张，而且由于这一协议将开放一些中国还不够强强大，无法抵御外来竞争的经济部门，所以北京推动趁早参加TTP的机会是几乎不存在的。即使习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走向TTP的步伐超过预期，但由于多国谈判进程极其复杂，中国肯定无法很快加入。然而，TTP不包含任何限制成员国与中国或任何其它非成员国缔结贸易及投资协议的条款，这样就可以让美国使用TTP作为一种防范手段，对付中国日益成长的地区实力，同时对未来更深的参与敞开大门。这才是正确的平衡。
奥巴马政府设定了正确的战略，但没有寄予应有优先关注，政府很容易被其它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分心。华盛顿无法忽略叙利亚、埃及以及其它热点地区的事态发展。欧元区的未来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拉丁美洲的事态发展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亚洲重新平衡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始，直接与中国接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动力与关注。
美中两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主要贸易国和最大污染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中国是最大的债权人。如果主要先进大国与主要新兴大国之间没有进行可能多的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不可能减缓气候变换，也无法应对新出现的安全威胁并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有许多问题可以商谈。历史上最大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互利互惠的安全合作的潜力，朝鲜半岛的未来，遏制网络空间的争端，联合开发节能技术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还有成百个其它话题应该放在早期的议程上。毫无疑问：承担领导这种努力责任的总统和主席应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迫切关注。
列出美国与中国利益之间差异的方式并不困难。中国领导人不会以损害他们维持国内稳定的代价接受国际责任。他们将继续以保护中国发展为目的而制定的步伐让中国货币贬值，并不会有意帮助华盛顿实现收支平衡。他们不会接受对其人权政策以及他们对台湾货西藏态度的批评。
美国领导人将继续敦促中国在协助管理影响美中国两国经济的安全威胁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将继续坚持要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遵守贸易和投资规则，并努力解决可能失去控制的与邻国领土争端。美国官员将继续坚持要求中国授予公民更大的自由权利，即使他们明白北京将抵制这种努力。
这些分歧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但分歧不能阻止两国政府尽可能改善双方关系。在一个领域无法取得进展并不应该减缓在另一个领域取得进展的进程。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事情将取决于美国与中国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与能力——为了两国的利益，也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