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eterPerdue
　　
　　澳门到珠江一途，外国商人走过了人口稠密的农田和市集，但是直到他们抵达广州，才算到了大城市。我们之所以把1700~1842年中国南海一带的贸易体系称之为“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正是由于这座城市起到的重要作用。广州（Guangzhou，欧洲人叫Canton），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历史悠久，在西方人到来前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行政和贸易的中心。从阿拉伯和波斯来的商人住在专为外国人划分的区域，这一区域从8世纪的唐朝就有了。广州和很多中国传统城市一样，中心区域和主街围在高大的城墙内，城郭外是众多集市，附近村落和远处港口用河船紧紧相连。
　　
　　中国把城市设计成彼此隔开的环境，为不同目的划出不同区域。官府往往在城市中心，坐北朝南，面向子民。宽阔的林荫道把民居区彼此隔开，这些民居区往往有大门。集市在内城遍布，然而很多商业活动是发生在城墙外。倚靠江河而建的城市码头，成簇成簇的船舶扎堆停靠，从小舢板到大帆船都有，商人们在河流和城墙间为生意奔波。广州的外国人区正是坐落在城郭与河流之间，与中国典型的南方城市规划和谐相融。
　　
　　明朝时限定西方人在澳门贸易，但清朝在18世纪时扩大了他们的贸易区。清朝统治者是中国东北的满族人，他们在17世纪攻下了汉族统治的中国都城。来自边疆的满人惯于和不同民族打交道，令不同族群各得其所。他们把很多外国人叫做“进贡者”，意为出于感激皇帝德政而进贡礼品的人。18世纪来中国贸易的西方人也在其中。在清朝官员眼中，西方人也不过是些仰慕清朝昌盛国运，想靠这种关系分一杯羹的数百他国人中的某某国人。
　　
　　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就想像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清朝统治者直到1683年取得台湾的控制权后，他们才获准常规进出。然后中外开始洽谈几个港口的一般贸易条款。到了18世纪初，广州成为最便捷的港口，不论对国人还是外人。只要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平稳、可预期的外贸，满清朝廷并不反对。清廷任命海关监督，或称“户部”（“hoppo”），负责征收关税和维护广州贸易秩序。由于广州人已经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了一个多世纪，他们接受起新来的贸易者毫无困难。
　　
　　1741年清政府要求贸易季结束后所有外国人离开广州回到澳门，以便加强控制。1757年后清政府更是正式限制广州的所有贸易。外国商人对此怨声载道，但18世纪贸易稳步增长的事实表明，尽管有种种规定限制，他们仍能在生意中获利不少。
　　
　　而在广州，外国商人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中国方面则有一个特别的行会——公行（theCo-hong），垄断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这些行商给户部缴纳了大笔钱银以独揽外贸特权。尽管清王朝的皇帝们对外国商人敬而远之，他们却从中获取了巨额私产。贸易所得的关税直接归皇室所有。
　　
　　清朝要求外国人像之前来中国的前辈一样，住在城市单独区域。外国人住的地方叫做“工厂”（factories），包括了居住区、仓库和贸易办事处。（这些所谓的“工厂”并不生产东西，这个名称来自“factor”，在旧式英语里指“商业间谍”。）汉语叫“洋行”（hongs），或者商铺。这些洋行在沿河排布，挂着不同的国旗。英国人是最先到的，然而不久后，奥地利人、丹麦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来了。整片区域得名“十三行”（“Thirteen Factories”）。洋人区曾于1822年、1841年和1856年屡遭焚毁，在那之后便迁入更远处的河上的沙面岛。江边一字排开的外墙迥异的工厂，还有江面大小不一、外形各异的成群中国船舶（后来也有外国船舶），都成了国内外艺术家画纸上的常客。查尔斯·涂古德·唐宁（Charles Toogood Downing）写道：“对游客而言，广州江面的船只无论何时都分外新奇迷人。”他尤其钟爱夜幕初降时，“当每条小船，驳船，还有舢板被晚霞点亮，一天中甲板上最喧嚣熙攘的时刻到了。”
　　
　　同一处景色的变化
　　
　　在广州这个古老而拥挤的中国城市中，外国人尽管受到重重限制，却仍是中国商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从他们的工厂可以窥见一个广阔富饶的大陆，这些财富使得所有困难都是值得的。他们和中国的同业一样承担着火灾、病痛和社会动荡的风险。他们迫切渴求能更深入中国内陆，然而近150年过去了，他们仍旧无法走出遍地是金的洋人区。
　　
　　尽管工厂令人难忘的外墙模仿了西方经典设计，然而外墙内的工厂看起来和典型的广州商业建筑没什么两样。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中庭，两侧是房间。中国承包商几乎提供了所有建筑原料，包括低烧结砖、屋顶的瓦、铺路石、石灰、铁，大理石还有竹子。英国自己带来柚木的实木窗户、实木楼梯，铁质门锁、铁炉子和玻璃窗。小小的庭院散落在建筑群中。卧室在楼上，店员的房间则较为简陋。
　　
　　中国船只大小不一，小到住着一家人的低矮舢板，大到飘着国旗载着命官的巨轮。最大的中国船属于“户部”，即官方任命的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负责征收外贸关税并直接上交皇室，因此受到严密监督。海关上下不断同走私和非法货品贸易作斗争。海关监督巡视港口时，各船就蜂拥至这艘大船下。因为西方人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大船沿河驶入广州，河面就成了中国船的天下。
　　
　　洋人对艺术的需求
　　
　　这些外国商人对新居很是着迷，于是请中国画家为“洋人区”作画。油画对中国画家来说是个新鲜玩意儿，但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并为这些外来居民和出口贸易作画。
　　
　　史贝霖（也常称其中文名字关作霖（Guan Zuolin）），是这些广州画师中最具才华的，他学习了欧洲的玻璃镜像绘法，并在1770年左右开始了油画创作。他能在玻璃板背面绘出欧洲版画的镜像图，尤其在画以西式景观为背景的欧洲肖像时特别专业。史贝霖才华惊人且多才多艺。他的西方商人肖像，往往坐着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每幅能卖10美元左右。他还为中国行商像Eshing【这个译者遍寻度娘，没找到准确的中文名，望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纠正】和潘启官（Puan Kee Qua）创作了若干著名画作。他是一位真正走上国际舞台的画家。他的画作能进入英语国家的寻常百姓家，或是置于麻省的塞勒姆的船长家，或是安睡在广州行商的宅院里。19世纪中叶，他的传人，包括孙辈的林官（Lam Qua）【译注，即关乔昌】在内，继续创作了大量肖像画、风景画以及微型画。
　　
　　尽管外国人无法进入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但是他们可以靠中国合作伙伴一窥城市的全貌。大多数西式油画集中表现洋行自身，但还有部分油画表现广州周边的风景、港口和服务洋行的船只。外国人对此相当感兴趣，因而中国画师将广州风景融入到一些中国传统艺术品如扇面、碗面和漆器当中。他们在出口瓷碗、小雕像、涂漆桌子、银质杯子和象牙雕塑上刻画广州风光。海员和船长们都极愿意带上这些作品，他们还遵照家里妻子的吩咐在广州采购特定商品。在《番贵在中国：1836~1837年中国见闻录》（The Fan-quiin China，in1836-7）【未找到官方译名】一书中，查尔斯·涂古德·唐宁评论道：“我们的水手带了大量装饰性的玩意，通常还会带上好些华而不实的样品，好让沙德维尔（Shadwell）和布莱克沃尔（Blackwall）的美丽夫人们晃花了眼。”本杰明·谢里夫（Benjamin Shreve）是一名年轻的美国船长，在广州期间他不单忙于茶叶和丝绸的散装贸易，还花了大量时间扫货。他的购物清单上包括龟壳制成的梳子、中国碟子、漆器盘子，还有为航行赞助商的妻子们收集的丝绸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