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福潮
　　
　　清末维新，歧论纷纭，救国之道，大抵两途，一为师夷长技，兴办洋务，一为推行变法，改革政体。同光之际，以办洋务为主流，甲午战后，则以求变法为大势。洋务与变法，均属体制内改革，无论朝臣督抚抑或士学绅商，皆以拥戴清朝统治者为前提，欲图革故鼎新，强兵富国。
　　自孙文创立兴中会，革命之声骤起，十年之间，自海外传入国内，青年学子，激情浩荡，无不以革命为天职，而以翰林之身创立会社，鼓动学潮，继而成为革命党首领者，蔡元培是第一人。
　　
　　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
　　
　　蔡公字鹤卿，号孑民，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15岁中秀才，23岁浙江乡试中举，翌年进京会试，中第81名贡士，他担心字写得不好，未参加殿试，隔年（1892）入京补行殿试，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颇受本科正考官翁同龢赏识。甲午四月，应散馆试，由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与文廷式、徐世昌、张謇等奏请密联英德，抵御日本。是年，在同乡李慈铭寓所任塾师，课子读书，李去世后，其子受沈曾植敦促，欲刻先父日记，请公分别签识，付钞胥缮写，是为著名的《越缦堂日记》。
　　甲午一役，洋务派官僚企图从军事、技术上追求富国强兵的梦想彻底破灭，清朝君臣昏庸、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弱点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这给了欲从政治改革入手保国强国的维新派一试身手的机会。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得到了光绪帝和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但当激进的变法触犯到了统治集团中保守派的利益，新旧两派的矛盾迅速恶化。身处变法运动中心的蔡公，一直在冷静观察形势，他在感情上认同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但在行动上却不屑与康、梁为伍。当时，康、梁是政治红人，投拜者接踵而至，而他在其“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交纳”。（《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p321。以下简称《全集》）杨锐等受宠权臣也曾极力拉拢，蔡公不为所动。
　　后来，罗家伦就此事询问情由，他从容言道：“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淫妇，这种态度，我认为不足以当大事，还是回家乡办学堂吧。”（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76，pp68-69，以下简称《年谱》）
　　这时，蔡公的思想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不像某些翰林学士钻营投机，奔竞仕途，而是广泛阅读西方新书，认真思考救国之道，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说：“中国为日本所败，才有一部分学者，省悟中国的政教，实有不及西洋各国处，且有不及维新的日本处，于是基督教会所译的，与日本人所译的洋书，渐渐有人肯看，由应用的方面，引到学理的方面，把中国古书所有的学理来相印证了。”（《全集》卷四，p366）他与友人合作，开设一所东文学社，学读日文书，并练习翻译。他不仅大量阅读《电学源流》《光学量子力学图说》等自然科学著作，还读了很多诸如《环游地球引录》《日本史略》《日本新政考》等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严复所译《天演论》对他影响巨大，他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的了解，即得益于严复的介绍。“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马征：《蔡元培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p34），他写了这副对联，挂在书斋自勉。
　　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之夭夭，令他看不起，六君子中，最佩服谭嗣同。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全集》卷三，P320）他对慈禧滥杀维新人士深感愤慨，对顽固守旧势力把持的清政府彻底失望，遂抛弃京职，投身于教育事业。
　　
　　告别仕途，教育救国
　　
　　1898年9月，蔡公出京返籍，徐树兰聘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徐是绍兴名绅，著名的古越藏书楼主人，蔡公年轻时曾在他家校订过几年古书。中西学堂是徐氏用公款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既有旧学，又有外语和自然科学，外语课原来设有英、法文，蔡公到校后增设了日文。文、史、哲教员都是饱学之士，学生依年龄和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以后新学制下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民国时期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当时都是第一斋学生。
　　教职员既有思想进步者，亦有保守者，新旧之争激烈。蔡公与文辞教员马用锡、理科教员杜亚泉（后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编《东方杂志》）为新派，马氏主张民权女权，反对尊君读经，杜氏提倡进化论，当时，“物竞”、“争存”之说，喧腾一时，“民权”、“契约”之论，交相鼓荡，受其影响，他对过去信守的“三纲五伦”有了新的认识，“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全集》卷三，p321），已逐渐摆脱孔教的束缚。
　　蒋梦麟回忆道：“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蒋梦麟：《西潮》，中华时报社1960，p86）
　　1900年正月下旬，徐氏派人把《申报》刊登的上谕送给蔡公，嘱他把“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恭录而悬诸学堂”，他不愿以名教纲常毒害学生，复书辞职，二十七日当夜离开绍兴，赴嵊县，主讲剡山、二戴书院。此后，蔡公去临安县为绍兴侨农办小学校，又去杭州商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不辞辛苦，奔走于教育救国之道。
　　1901年七月，蔡公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即校长）刘葆良之请代为总理，一月后，刘又介绍他去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南洋公学是盛宣怀1897年奏请朝廷，用电报局、招商局款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以培养洋务人才为宗旨。特班学生皆为通古文辞者，非请翰林授课，难以压堂，故聘蔡公为总教习。蔡公精于教授，严于管理，甫到任，即为学生制定“学习办法”和“游息规则”，事无巨细，悉心规划：学生每日学习七小时，三小时课编纂，三小时课讲义，一小时学修辞，一周交一篇札记，“一节精要，一著心得，一记疑义”（《全集》卷一，pp134-135，p156）。蔡公对待学生，宽严有度，七小时之外，可以自由读书，将札记送教员批改，每月作文一次，由教员评改，又教学生读日文的方法，使其自译日文书，亦为之改定。
　　学生中最为蔡公赏识者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贝寿同等，后来皆为民国政学界名人。蔡公在南洋公学虽无大建树，却结识了两位后来一起投身革命大名鼎鼎的同志，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吴稚晖。
　　
　　从中国教育会到南洋公学风潮
　　
　　1901年冬，蒋智由、黄宗仰成立爱国女校，蔡公任总理。翌年三月，蒋、黄又与上海教育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叶瀚、钟观光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公推蔡公为会长。该会初衷为推动新式教育解决最为迫切的教材问题，拟编印教科书和报纸，故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打算开办印刷厂、出版公司，以实业之收益促会务之发展，规划宏伟，雄心勃勃。
　　南洋公学开办以来，新旧两派教员营垒分明，学生多不喜旧派教员的授课与管理，此时，吴稚晖在校任教，他组织卫学会，学生仰仗其势，屡与旧派教员冲突，导致公学开除十余学生，吴亦辞职东渡。六月下旬，蔡公赴日游历，到东京不久，即逢九名留日自费生以公使蔡钧拒不保送入成城学校（陆军学堂），彼此争执，吴稚晖率留日自费生大闹公使馆，蔡钧招日警弹压，七月二日，警视厅限吴明日离境，第二天警察押吴出境时，他身怀绝命书愤而投水，为警察救起后强押上船。蔡公恐船到天津吴稚晖被清吏拘捕，遂护送其回国，在船上，与吴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年谱》，p102），二人回到上海，教育会同仁在张园召开欢迎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吴登台细述大闹公使馆始末，讲到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听者无不为之愤怒。
　　是年冬，南洋公学中院五班学生因将墨水瓶放在教员郭振瀛座位，致郭不满，辱骂学生不敬师长，因无法查出肇事者，遂将全班学生记大过一次。学生不服，找学堂总办交涉，要求解雇郭振瀛，收回成命，总办不允，五班学生决定全体退学。校方行文云，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言革命，全班一律开除，引起全校学生愤怒，特班学生尤为激烈，全体罢课，以示抗议，二百余人找总办论理，并向盛宣怀请愿。蔡公受美籍督办指派与学生对话，他既同情学生，又不愿看到他们失学，尤其是特班学生因此而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就个人前途而言甚为可惜，“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在交涉无果之后，他亦“引咎而辞职”。
　　蔡公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募款设校，沿女校之名，曰爱国学社，请吴稚晖、章太炎为教员。不久，章士钊带南京陆师学堂十余名退学生亦来学社，蔡公请章向学生教授兵操，他亦剪发，穿短衣，与学生同在操场训练。“留日学生因东三省俄兵不退，发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因经费支绌，蔡公想方设法，四处筹集，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七位教员，每日一人一篇，一周轮一遍，《苏报》馆则每月补助学社一百银元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全集》卷三，pp322-323）吴稚晖又发起张园演说会，蔡公也常去演讲，“凡是来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的日记及月课，本已倾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全集》卷七，p195）
　　
　　从暗杀团到光复会
　　
　　110年前，蔡公与诸君在张园演说的风采已不可再现，《全集》第一卷只有五行演说词的大意，而为《苏报》所撰文论，也仅存一篇《释“排满”》。与吴稚晖之嬉笑怒骂、章太炎之大义凛然、邹容之杀气腾腾相比，蔡公此文颇为含蓄，但寓意深远：他认为满人入关260年，无论其血统、其风俗、其文化，早已被汉人同化，“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是故，他不赞同邹容《革命军》中“杀尽胡人”之说。
　　时至清末，多数汉人已无种族之见，所谓排满，实为反专制反暴政也，只因清廷是专制与暴政的代表；由是而知，“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他继而认为，“各省官吏勒索赔款，公行贿赂，以为彼政府敛怨于平民者，皆足以动摇满洲人之基本，而为多数汉族之功臣！如张百熙之流，实心举行新政者，宜斥为助桀之民贼而诛之！”政府腐败有利于唤起民众，新政改革不利于鼓吹革命，蔡公此论实为日后《民报》诸君攻击梁启超君主立宪定了调子，同盟会纲领中，“驱逐鞑虏”实是幌子，“建立共和”才是真意。
　　与张园演说同时，《苏报》接二连三刊登邹容的《〈革命军〉自序》，章太炎的《序〈革命军〉》以及章、邹等人所写的驳斥保皇派的《驳〈革命驳论〉》。邹容因在日本参加反清活动无法立足，回沪后投奔蔡公，他将邹安置在爱国学社，妥善照料，并筹款帮他出版《革命军》。此事早被清廷掌握，将蔡、吴、章、邹列入了密捕名单，视蔡公为首犯，无奈爱国学社和《苏报》俱在租界，一时难于下手，经与外国领事及租界工部局交涉，巡警捱至闰五月才采取行动，初六在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第二天，邹容到捕房自首，此即轰动全国的《苏报》案。蔡公为留学德国四月去青岛学德文，有幸躲过一劫。
　　“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种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苏报》案后，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公开化，蔡公亦开始加紧实行他的革命手段，他一面密租房屋，一面购置仪器与药料，制作炸药，并与黄兴取得联系，黄从东京给他送来弹壳，制成炸弹后派人秘密运往南京偏僻处试爆。
　　1903年11月，黄兴在长沙组建华兴会，联络上海军国民教育会负责人蔡公，欲在慈禧七十岁寿辰在长沙起事，约他在长江下游发动各省志士配合，他联络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陶成章等分头准备。此后一年间，蔡公以爱国学社为机关，以来自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何海樵、杨笃生、吴樾为骨干，组织暗杀团，拟定的第一个暗杀对象竟是慈禧太后！
　　鉴于形势的发展，为配合孙、黄领导的国内外革命组织的活动，蔡公认为有必要在江浙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及狱中的章太炎商议改组暗杀团，重订章程，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光复会”，他被推举为会长。此时的蔡公，已与孙、黄并列，成为当时三大革命团体的首领之一。
　　短短六年时间，蔡公从一个前程远大的翰林学士转变成一个革命党首领，其经历眼花缭乱，犹如好莱坞大片一样曲折惊险，读罢陶英惠先生所撰之“年谱”，初觉匪夷所思，待读完高平书先生所编《全集》，掩卷遐思，慨叹深合进化之道。清廷不藉改革还政于民、让权于汉，反以推行新政之名攘夺汉族官僚权力，集权于皇室亲贵，自私短视，与民为敌，终将体制内大批有理想、有抱负之硕彦英才逼入革命阵营。蔡公何等博学，何等练达，慧眼看透天下大势：反专制必倡民权，倡民权必兴排满，兴排满必闹革命，闹革命必立会党，亦步亦趋，终成圣果。倘无暴苛之清廷为渊驱鱼，安有党魁之蔡公出兴于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