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部分生产线处于停工状态；而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于是，企业纷纷上调工资，降低学历、放宽年龄等限制，以缓解用工压力。

　　真奇了怪了！中国一夜之间从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劳动力紧缺的国家了？分析起来其实不外乎两大原因：

　　1.“用工荒”不过是企业尤其是三来一补企业传统用人模式逐步被淘汰的时代注解。依靠初级加工、低技术含量、其企业利润是工人工资“剩余”的三来一补企业，把"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至极致，并由此衍生了低价格产品在国际竞争汇总的规模效应，成为“中国制造”雄踞世界前列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工人福利收入最小化、社会保障空心化、劳动技能低等化弊端，正在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农民工所无法忍耐，并且也完全无法跟上中国经济由单一的外贸主导型向内需发展型转移、先富群体型向全民普惠型升级的社会轨迹。

　　2.“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农民工尽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白纸黑字，但包括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保缴纳并不尽如人意，子女教育就学无法获得强力保障，各类漠视农民工健康生命安全的“职业病”层出不穷；户籍二元制造成的巨大隔阂不仅反映在经济待遇上，更折射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会等权利的缺失，这让“用工荒”背后的权利荒继续存在。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卸甲归田”，进入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祈愿。他们的土地情结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然而，这些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却注定只能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给了他们梦想，却拒绝给予其尊严；城市给了他们生活方式，却拒绝给予他们足够的生存的权利。换句话说，农民工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基本处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

　　有评论认为，民工荒是城市化掠夺下的悲情注解。当沿海制造产业向内地转移升级之后，当大城市依然固守着过往的权利掠夺意识之时，回归故乡、重新开始，只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千万不能把“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

　　政府应该把“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