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去五星传奇的办公室，与《我的抗战》编导组的战士们吃了顿饭，庆祝《我的抗战》DVD套装在一月内销量接近白金数字——快到一千套了。
　　
　　老实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让我们满意，当然这只是建立在事先就极低的心理预期上——去年《童年与故乡》上架时，一天的销量是一千册。并且，这个战果的取得，还有不少读者的同情分在其中，包括一些朋友为支持我们，努力促成所在单位的团购。
　　
　　庆贺之余，我对《我的抗战》制片人胡小鹿老师说，这次是我们的跨界试水，却已经有了浅尝辄止的念头。音像界，实在是不好干啊。
　　
　　这套DVD套装，除了读库网店外，还有、也只有当当网在销售。昨天与当当网的工作人员通电话，得知那边的销售居然还不如我们这边，大出意外，不过也是更真实的市场反应。音像界，实实在在是不好干啊。
　　
　　之所以让人心灰意冷，是因为这个产品让我们失去了判断，进而产生的无力感。
　　
　　消费习惯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正如我们决定去看一场电影，就直接奔向电影院，一手交钱，一手拿票；可要想去看一场演出，却总是想办法搞几张免费的票，哪怕为此付出的电话费、人情债，以及耗费的时间精力高过票价。音像制品也是这样吧，上点儿岁数的直接一算，D5多少钱一张、D9多少钱一张，只要高过盗版碟，马上扭脸走人；年轻的时尚人群，连这些都免了，直接上网搜索下载拉倒。图书市场尽管不景气，但还有消费者愿意掏腰包，聊以支撑整个行业的运营。要想从正规音像制品中产生出点儿效益，纯属虎口夺食。
　　
　　迄今为止，我们鼓捣了两套碟，一是《我的抗战》，一是还没出来的中央芭蕾舞团纪录片《我们在跳舞》，均属玩票性质。我们努力把外包装做得有点设计感、有些质感，再配个本子什么的，其实还是做出版的常规动作，至于光盘内承载的内容及其设计，我们也并不满意，但实出无奈。《我的抗战》母盘制作由小崔的团队包办，我坐享其成，不知其难；《我们在跳舞》则由我跑做后期的工作室，方知音像产品耗资耗时之大，随便一动，钱就哗哗往外流，再考虑其销售前景，不得不绝望放弃。
　　
　　决定跻身DVD市场时，我找了两位重度发烧友来请教。音像制品的介质变化、清晰度与分辨率的提高，只是外在，事实上早在LD和VCD时代结束时，全世界大的录像发行公司都改名字叫家庭娱乐公司了。评论声轨、导演画中画、多版本、多角度，现在的蓝光碟甚至提供FLASH或JAVA程序，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相互交流和沟通……我们在干什么？在吭吭哧哧修复尘封几年的数码带上面的马赛克。
　　
　　被前者吊高胃口的影迷，如何看得下我们的产品？并且，人家还是五块钱一张D5，九块钱一张D9。
　　
　　一位DVD界大腕跟我分析，美国的影碟为什么要制作那么多花絮呢？第一，就是让你花钱看到你在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内容，第二，也是对幕后制作者的一种肯定，最后，那也是一个团队的自我展示，所以他们的影碟要比电影票贵得多。
　　
　　《我的抗战》由崔老师制作了一集“制作特辑”，仍显简陋，至于《我们在跳舞》，则是花絮欠奉。为什么？因为在拍摄这些节目时，就没做过这样的产品设计、商业图谋，所以前端就没储备好足够的内容，想制作时已是无米之炊，后期更没有精力与财力认真开发相关花絮。
　　
　　市场发展至今，已经几乎没有机构觉得音像产品是一个能够产生效益的环节了，所以只能忽略，只能放弃，只能凑合。记得当年还有好几家公司竞价购买《英雄》、《十面埋伏》的音像权呢，这才几年啊，迅速恶性循环上了。
　　
　　话虽说得丧气，但说过也就得了，事情总得慢慢做起来，并争取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我已经跟胡小鹿老师探讨《我的抗战·Ⅱ》的DVD制作了。既然我们有的是钱，就能承受有的不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