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国资委召开了央企开展管理提升活动视频会议，117家央企领导全部到齐。导致这一难得“盛况”的并不是喜事，在会议上，国资委主任王勇再次就央企的严峻经营形势发出了警告。

    根据财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出现下降，其中央企的利润下降了两成，地方国企下降了一成。上一次出现利润下滑，还是三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最低谷时。已有不少央企向国资委反映，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形势可能更为严峻。

    这些年风光无限的大国企显出了增长颓势，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减速的必然结果，毕竟世界经济整体表现不佳，国内经济也在减速调整之中。但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与其说国企低靡是经济大环境的结果，不如说正是这些年的国企扩张，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难局。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显露出滞涨的风险，民间内需始终难以提振，结构失衡依旧，正是过去数年“国进民退”的必然结局。

    很多人可能被国企强劲的盈利能力所迷惑，甚至认为国企照样能实现高效率，效率与所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之下是这样的事实：前40家央企的利润几乎占央企全部利润的90％以上，前15家的利润更是占到了75％以上。而这15家企业也好，40家企业也好，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金融、地产、通讯、资源等行业，这些巨头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基础资源，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地位而实现了高利润。与其说是其盈利能力强，不如说是收费能力强更为确切。

    有人收费自然要有人买单，国企的高运作成本传导给了下游的弱势企业和个人。民营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这导致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被逐渐挤压，以致微利甚至亏损。广大的民营出口企业面临的高成本困境，原因就在于此。

    大国企赢得的高额利润主要贡献给了政府财政，没有民营企业的繁荣，就业与消费自然低迷，提振内需也就无从谈起。尽管政府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拔高了内需的数据，但显然很难有持续性，因为这边的兴旺只能带来少数人的富裕，而富人关注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没有消费和内需，民间所剩的盈利机会都来自于炒作等交易性机会，这直接导致民营企业主纷纷关掉工厂，加入炒作大军。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空心化”循环。

    所有失衡的系统都是无法持续的，国有经济成分天然热衷于投资建大工业、大基础设施项目，大跃进的工业产能与低迷的民间需求脱节，终究一日会难以为继。以往我们有强大的出口来弥补内需，民营企业还有利润能负担垄断国企提供的高价资源和服务，但当出口受阻，民营企业的供养能力也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国企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危机的时刻也是改革的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年国企所走过的道路，再次反思对国企改革的看法。实际上，这并非我们第一次从国企威武的迷梦中惊醒，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企改革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回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原点，重温最初我们设定的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明确提到要“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混合经济中政府主要是调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这些话如今听起来有恍如隔世之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对于如何定位和经营国企，成熟的市场国家早已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国企要尽可能地退出竞争领域、经营活动必须公开并接受议会和民众的监督、政企分开，官员不得担任管理层等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这些原则实际上也得到了相当的认同，只是过去一些年，我们与之渐行渐远，现在，似乎又到了重回国企改革之路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