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去年是中国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的30周年。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新成立的发展中国家，一举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在过去30年内，中国GDP增速平均达到9.7%。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能够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大致包括：
首先，中国经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型，释放了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微观主体追逐利润的自利行为在总量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是城市国有企业向多种所有制企业的转型，都使得城乡主要微观主体成为真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实体。脱离了旧有体制约束的市场实体追逐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此外，价格体制改革使得大多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再由行政决定，而是由市场力量决定，这无疑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效仿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时，政府也有意地压低了土地、资金、资源、环境方面的价格、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适当低估，来放大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的增长不仅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由于出口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行业的发展壮大也帮助解决了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容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的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另一面，是中国政府积极采取了引入外资的政策。通过给外商投资企业以税收、土地、信贷等诸多方面的优惠，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试图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来促进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毋庸置疑，在过去30年内，外商投资企业的确给中国国内企业引入了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再次，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政府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不断提高，在政府政策方面所犯的重大错误不断减少，从而降低了政府错误政策对宏观经济发展造成的波动，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更为平稳的发展。例如，与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期相比，从1990年代晚期至今，尽管中国经济在外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尽管中国经济内部也出现了多次经济过热与通货紧缩的压力，但由于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反周期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晚期至今这段时间内波动性明显降低。尤其是在2003年至2007年这五年间，中国出现了年均GDP增长率高于10%、年均CPI增速低于3%的黄金组合。这既与良好的国际发展形势有关，也与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大幅提高密不可分。
第四，中国政府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开放策略保证了政府对各类经济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从而降低了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政府在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上非常谨慎。由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内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都不够成熟，如果贸然开放资本账户，这必然造成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大进大出，从而加大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给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中国政府对资本项目保持的强有力管制，使得中国成功地躲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成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不利冲击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政府在若干改革问题上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策略，这种先集中试错再逐渐推广的“干中学”方式能够帮助中国政府在尝试尽可能多的发展策略的前提下少走弯路，防止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要真正发展进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人均GDP与人均资源储备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全球排名百位以后的中低收入国家，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资源对工业活动承载力较低的国家。从农业来看，用全球9%的土地养活全球20%以上的人口固然是一大奇迹，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使用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化肥与农药。从工业来看，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的庞大产能过剩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导致中国成为全球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大国经济体。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尽管过去30年间中国从人口红利中获益匪浅，但中国人口正在经历急剧的老龄化。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尽快调整，那么在2020年前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经历痛苦的“刘易斯拐点”。
更令人警醒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并非是没有成本的。一方面，过去的发展策略产生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例如消费储蓄失衡（消费投资失衡）、制造业服务业失衡、国际收支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等。这些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就不稳固。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造就了一大批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尽管从过去的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却会以各种方式来抵制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当改革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分得更均匀之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将使得改革变得举步维艰。换句话说，当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保障共同富裕却变成一个难题。
抚今思昔，继往开来。笔者认为，在建国60周年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恰好到了中国政府调整未来经济发展策略的战略转折点。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演变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为中国政府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外在压力与机遇。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把握住这一宝贵时机，突破利益集团阻力，转变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变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为内外平衡甚至内需导向的发展策略，积极实施各种结构调整政策，改变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失衡，那么中国经济就有望继续增长30年。如果能再经历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不仅有望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强大与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而且也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策略，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重蹈日本“失落十年”的覆辙或者陷入经济拉美化的泥潭。
那么，中国政府应如何加速结构改革，保障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增长呢？要在一篇短文中给出所有答案是不可能的。笔者冒着挂一漏万之嫌，试图重点讨论如何解决两个最重要的、彼此相关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即国内消费储蓄失衡与制造业服务业失衡。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最终的经济增长动力必然是内源性的而非外生性的。对于小国经济可能长期适用的出口导向发展策略，对中国而言并非是万能良药。内部需求包括消费与投资。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的相应增长，投资的增长最终只能加大产能过剩，带来企业利润下滑、银行坏账上升以及通缩压力。因此，能否真正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可持续增长，就成为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必须改变国内消费储蓄失衡。尽管1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刺激居民消费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任务之一，但是结果却背道而驰：在过去10年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10余个百分点。
制约中国居民消费的两个核心约束是：第一，中国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在过去10年间不断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过去10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事实上，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国进民退”与“企进民退”。第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充分、成本过高，增加了中国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国居民不得不积累大量的预防性储蓄。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政策建议是非常鲜明的。第一，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降低居民部门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政府应该要求国有企业分红，政府再通过转移支付渠道将企业上缴红利转移给居民；第二，应该提高政府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支出的比重，降低政府支出中政府投资的比重。
在中国诸多的结构性失衡中，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失衡，可谓是结构调整之纲，纲举目张。一方面，由于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过度、服务业发展不足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占据的份额更高，而劳动占据的份额更低，这自然会加剧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失衡；另一方面，要解决未来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在制造业已经出现大量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服务业获得更为充分的发展。此外，对中国城市居民而言，对制造品的消费已经相对比较充分，而在服务品消费方面严重不足。这意味着要扩大居民消费，改变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失衡也是非常重要的。
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过度、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状况的，主要有两大因素。第一，中国政府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人为压低了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成本，以提高制造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这种发展策略会导致制造业企业相对服务业企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从而吸引更多资本由服务业流向制造业；第二，很多关键的服务业部门，例如金融、教育、医疗、交通、通讯、铁路等，依然为国有垄断企业所把持。国有垄断企业在能够享受到超额垄断利润的前提下，没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甚至扩大投资。要改变产业结构失衡，相应的政策建议也十分鲜明：首先，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要素价格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从而让中国制造品价格更加充分地反映真实要素成本，促进资源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只有民间资本获得更加充分的市场准入，它们带来的竞争才能真正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不难看出，在解决消费储蓄失衡与产业结构失衡方面的政策建议中，都意味着政府与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存量利益调整，意味着政府与国企向居民与民企让利。考虑到政府与国有企业在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要做到利益向居民部门与民营企业让利，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未来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智慧、勇气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