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朝鲜日报》网站9月17日刊登美林证券专务、亚太总部客户管理总管李南雨的文章，题目是《印度缘何成不了“第二个中国”？》，转载如下：

    我们公司巴斯瓦提（音）部长的工作地点在印度最大城市孟买，他经常迟到，都不能按时参加每天早上举行的电视会议。因诚实而出名的他把迟到的原因归咎为孟买的社会基础建设太糟糕。只要下雨，铁路运行就晚点，车站和主干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有人说，社会基础建设的不健全使印度经济每年都少增长两个百分点。

    相反，同为金砖四国（BRICs）的中国却在大力进行社会基础建设，其成果连发达国家都羡慕不已。典型的例子就是连接上海国际机场和市中心的磁悬浮列车。不但30公里的路程仅需7分钟，而且乘客在时速高达430公里的高速列车上几乎感觉不到晃动。韩国也还未完全开通仁川国际机场和首尔市中心的铁路，相比之下，可以切实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幅提高，甚至可与美国就世界经济主导权抗衡。美国也于19世纪利用英国资本铺设了横贯东西的铁路，并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修建起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

    今年7月份，中国的股票总市值力压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股票总市值可以说是在金融市场上衡量未来发展空间的标尺。此外，反映经济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快的话中国有望在今年内赶超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不过，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00美元，印度则为940美元，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过去30年间，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增长了4％，而中国则每年增长9％，为印度的一倍以上。

     一些专家预测说，印度将在重视“软实力”的21世纪，凭借优秀的人力及IT（信息通讯）服务产业，有望超越中国。不过，如果印度政府不积极推进改革，并解决复杂的社会阶层之间矛盾，那么，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会加大。尤其是，印度在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明显落后。倘若印度继续推迟对这一领域的投入，那么，尽管具有较高的潜力，在本世纪也只能停留于落后国家。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源于两国政府。两国都在为公务员社会的顽疾——贪污腐败而伤透脑筋，但在中国少数精锐分子——技术官员（technocrat）经历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员后，发挥指挥塔的作用。这尽管违背市场规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兼任各银行行长，从而能够因地制宜、合理地发放贷款。今年，中国又顺利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750万亿韩元经济刺激政策，从而复苏了经济。这一成果也得益于技术官员的丰富经验、卓越的判断能力以及强有力的推进力。

    一直以来，世界最大的民主主义国家——印度的中央政府因缺乏政策的一贯性，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富与权利的过度集中，阻碍了孕育中产阶级等健全的社会发展。今年，成功连任的曼莫汉-辛格政府在标榜改革与开放，然而，7月份发表了下一年度预算案后，便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信赖。甚至，在发表预算案的当天，印度股市暴跌6％. 看不到任何与改革开放有关的具体措施，也看不到任何对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的蓝图。反倒是负面问题层出不穷登上舆论的风头浪尖，如，被指责为“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的农民补助金上调和财政赤字扩大顽症。

    在印度，虽然印度教人口占多数，但伊斯兰教人口也近2亿。这样的多民族、多人种的国家要更上一个台阶，需要全体国民有统一的价值观。但是，印度2成的国内总产值和8成的股市总市值由50个财阀家族占据，这种极度两极分化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不可能使得社会团结一心。孟买市一半以上人口都在住在贫民区，而印度最大的瑞来斯实业公司(Reliance) 主席穆克什-安巴尼一家却斥资1.2万亿韩元在市里兴建27层的私邸。

    对机械设备、道路和港湾等社会基础建设的投资只有在充分积累资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持续进行。中国的总储蓄率在过去10年中迅速增长，去年已达到了56%.印度的总储蓄率也达到了40%.虽然中国和印度的总储蓄率高于美国（12%）和亚洲平均（34%），但关键在于，这些资金能否有长期有效地投入到给经济带来波及效应的部门。中国今年上半年放贷规模达到了7.4万亿元人民币，创下了二战以来的世界最高信贷记录。虽然其中的一部分流到证券或房地产市场，但很多资金还是投到了社会基础建设项目。
 
    中国将在今后3年里投资2万亿元人民币，新建2万公里铁路。届时，中国的铁路总长将达到10万公里，超过印度，成为拥有世界第二大铁路系统的国家。今年上半年，中国已发包了长达1.2万公里的111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有望在几年内拥有长达1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如按总延长米计算，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多。此外，中国正在运营50多家国际机场，还将追加建设50多个国际机场，以处理迅速增多的海外旅客与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