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1日公布了10月份的CPI，同比上涨4.4%。这数据已经脱离了年初中央政府预定的3%的轨道，于是控制通货膨胀成了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这从上调准备金率就可以感觉到。由于在新涨价因素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0.1%，为CPI贡献了74%。于是很多人都将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对向粮价，认为要将打压粮价的价格作为调控的主要目标。在笔者看来，这种思路已经不合时宜了，依旧停留在牺牲农民为代价来保城市居民的低粮价战略上。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农补工的低粮价战略。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尽管当前国家在政策上正在逐步扭转，但农业给二三产业的贡献每年仍在千亿元以上。在这种补贴主要是通过国家对粮食的定价收购，人为压低主要的粮食价格来实现的。长期以来国内粮价普遍低于国际粮价。乃至出现了在2008年，由于国内大米价格只有国际大米价格的四分之一，从而出现了大量走私大米出口的现象。同时，粮价增速也远低于城市工资收入增速。以玉米为例，1976年以前每斤玉米8分收购价，当时工资40元左右。到2008年，玉米按提价到8到9角算，只提10至11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1300至1400元，至少提了30倍以上。一直实行的低粮价战略在保证了城市消费者可以买到低价的粮食，但种粮的农民收入却奇低。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居民收入三倍于农民收入的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完全有必要改变这种以农补工的思路，要进入反哺三农，缩小城乡差距的阶段。目前，社会各界也就此达成了共识，也采取了各种对农业的补贴的政策。但是在最关键的低粮价战略上推动得并不多。而这次粮价上涨的局面，其实给了一种改变低粮价的战略的一种历史机会。聪明的决策者就应该顺水推舟，而不能在按照以前的惯性思维，依旧将一味打压粮价作为调控物价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在各种要素都在涨的情况下，不让粮价涨，会让农民的收入更加严峻。而且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规模扩大，由于低粮价的战略存在，农民自然会通过利益比较，很容易得出种粮远不如打工的结论。这必然会进一步减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影响到粮食产品的提升，从而在粮食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剧国内粮食供需紧张，进一步促使粮价上涨。
　　
　　不过，在逐渐走高的CPI面前，又要推动低粮价战略的改变，也需要技巧的。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推进。
　　
　　首先，要挤掉粮价上涨的中间环节。无可置疑，粮价的上涨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收益并不是最多的，很大部分被中间环节得去了。当下很大一部分是炒作资金进入农产品领域，通过炒作操纵价格，造成价格虚高。这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加大打击力度，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来缓解。如果能够做到，必然在保证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可以让粮价不再往上涨。
　　
　　其次，要调低食品类占CPI的比重。目前食品类占CPI的比重高达32%，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的食品类权重占60%左右下降了不少。但要考虑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支出比重已经越来越小，到2009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也要考虑到目前居住类比重过低，造成CPI构成不合理的情况。完全可以进一步降低食品类占CPI的比重。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粮价提高对CPI的影响。也会减少社会的心理反应。
　　
　　当然，还要多给农民话语权。低粮价战略持续这么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城市群体拥有绝大部分话语权。一旦粮价上涨，城市群体的声音就很容易被放大，而占据人口比重更多的农民往往没有声音。最终在舆论上出现了一边倒的声音的时候，往往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这种舆论往往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而要给农民话语权，需要更多学者、媒体多替农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