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举行的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在2017年、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
　　
　　这是个多少让人感觉诧异的报道。从报道中可以看出，社科院专家此次研究出来的结论是：等到7年之后，劳动年龄总人口开始下降，加上农村人口老年化，未来转移出来的劳动人口会越来越少，“招工难”问题更加突出；而随着整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工资将出现比较快的增长。简单说，社科院的这项研究道理很浅显：7年后，能够干活的人少了，大家伙的工资自然就会增高了。
　　
　　如果没有记错，类似的话我们前阶段也听过一次。据10月6日《京华时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研究学者认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出现的结构性拐点变化开启了全局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决定中国在未来5年左右面临持续的加速性的市场化工资上涨。一个是7年后涨工资，一个是5年后，且不论谁说的准，两者的观点有一点是相通的：工资上涨这件事，还得等几年。
　　
　　几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还是：现阶段的工资什么时候才能上涨，能够上涨多少。因为，不管是5年还是7年，总归来说还是有点遥远。CPI持续走高，缓解民生的痛感迫在眉睫。给民众画一个5年后或者是7年后的“饼”，很多人可能并不感冒。
　　
　　所以说，专家们在给公众“画饼”的同时，不妨在即时性的提高劳动者工资方面，多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工资条例》为例。这项被寄予厚望的条例，被称为“调低限高”、缩小阶层间差距的制度良方。但是，尽管历经讨论、酝酿，这一“良方”仍处于襁褓之中。再以工资协商制度的确立为例。虽然该项制度只是《工资条例》中的一项，但这种制度攸关工资改革的大局，历来备受重视。但是，具体到现实层面，试点工资集体协商似乎总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这些，均需专家们及时给出意见和建议。在民意难以形成博弈力量，民意的表达空间和渠道并不开阔、流畅的现在，专家们“为民代言”，有着诸多的优势——专家们理当义不容辞。
　　
　　不是说专家们“几年后工资将快速上涨”的研究毫无价值，只是，如果专家们能再接地气一些，多为民生现状考量一些，多为民生利益吁求一些，那么，在民意的助推下，促进相关方面及时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加快推进工资上涨，或未可知。报道中，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例举了日本和韩国分别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刘易斯拐点”时的做法：日本采取建立公平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和工人共享发展，因而劳资关系总体处于和谐状态；而韩国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压制工会的做法，结果导致劳资关系持续紧张。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专家们吁求相关方面积极重视，责无旁贷。也许专家们的疾呼短期内难以被相关方面“消化”，但这些疾呼总比给公众“画饼”更有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