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多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

 

    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

 

    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 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

 

    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

 

    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

 

    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 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 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

 

    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