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讲三项要素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分别是充沛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和给予发展中国家追赶空间的技术缺口的存在。这三项因素足以解释二战前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以及80年代以后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高速增长。

    要解释，第三个因素没有作用，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西方已发展的国家让中国去追赶。第一个因素也不能用以解释，因为人力资源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

    这就只留下了第二个因素。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期，我们能否找到使得人力资源能够被很好利用的市场经济机制？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本文从汉朝的历史开始举例证明。

    汉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指出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不同种类的劳动者，比如农民、工人和矿工的劳动情景。司马迁写道：“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即“货物会去能得到更多回报的地方，”或者说“根据供求法则，资源会用来取得最高的回报。”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干预就能有效运转，这是自然之道。这种描述证明在汉朝已存在兴旺的市场经济，而司马迁非常了解它的运作。

    用宋代的历史举例，宋朝（公元960-1279年）有纸币、指南针和其他技术创新，还有通畅的交通和书籍的广泛流通，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弱，使得投资活动和利润大幅提高，私人企业得到发展。宋朝这种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投资增加，并造成高度的经济成长。这就是政府政策影响经济盛衰的明例。

    在提供其他例子之前，我特别想指出宋朝资本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助于南宋首都杭州附近人力和社会资源的发展。当时人力资源累积下来的历史传统，正可以解释今日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虽然司马光写这部不朽著作是为了给宋代的皇帝们提供有效统治之道，但书中所论及许多财税政策与经济自由化影响了经济的盛衰。我手上的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本，第一本第117页谈到汉太宗减农民税增加了农业生产。第120页提到增加货币供应，影响通货膨胀。第128页提到让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得利，增加了农业生产。第133页谈到汉孝景帝把农民税减了三分之一，以讨好农民。第144页提到下令鼓励农业生产，等等。总之，让生产者多得谋利的机会，生产会增加，经济会繁盛，古今无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