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寡头是如何垄断货币的发行权，并独享中央银行的，其过程在《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2007）一书中有很好的揭示，尽管有人斥之为阴谋论貌似资本家们从来不曾或只是很少地玩弄过阴谋。《货币战争》一书的缺陷在不懂《资本论》，而不在阴谋论上。这里要说明的是那段历史过程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要说明金融寡头的垄断的历史必然性。
正如商品资本在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职能独立出来形成商业资本一样，货币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如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也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把这些运动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特殊资本，就是货币经营资本。就这种活动本身而言，货币经营者所操作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资本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商人和产业资本家的活动。因此，与商业利润一样，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的价值有关。
然而，随着货币经营业的发展，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货币的借入和贷出——也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发展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资本。一方面，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也就是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一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其次，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对存款开始支付利息，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以及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都被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在银行家那里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但是，不时出现的技术革命导致的生产资本贬值，因生产条件变化而导致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大幅波动，生产过剩的危机导致的商品价格下跌，都可能使资本家的资本价值不但不能增殖，反而要遭受亏损甚至被吞蚀。显然，只有在这种种干扰能够被排除或克服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才能够正常地进行。干扰越大，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这时，产业资本家持有的货币资本量越大，就越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的时候。同时，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于是，这两个方面都使得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仰赖大货币资本家的融资支持，产业资本家的职能也就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与此同时，以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而已。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经营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金属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信用纸币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纸币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和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纸币从社会上换回了金属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这就使国家也逐渐落入了金融资本家的控制之中。
随着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流通中唯一合法的货币，垄断了印钞机的金融资本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当金融资本家把100美元按5%的利率贷出时，借款人为了还这笔债就要支付105美元，而这多出来的5美元，仍然要出自金融资本家的印钞机，它要么来自新债，从而导致债务不断累积并永远还不清；要么来自对金融资本家的进贡，也就是说，为了让金融资本家不以信贷的方式额外提供5美元，就得让金融资本家白白获得标价为5美元的商品，即获得铸币税。既然每年都有大量的贷款利息要偿还，那么就必然有大量的美元以这种方式进入流通，并给金融资本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战争》中的那些故事才得以展开。如果还有人以为《货币战争》是虚构的，那就真的要让人怀疑他的智力了。其实，远在这本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根据官方档案揭露了正人君子们是如何玩弄阴谋的，如英国大臣们在打仗期间是如何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等等。而《货币战争》一书中所揭露的正人君子们的行为与此是一致的。
由于金融寡头通过美联储获得了决定基础利率的权力，因此，在种种对利率进行投机或受利率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金融寡头们是先知先觉、稳赚不赔的。吃亏的只是这个寡头圈外的资本家和某些国家的国有资本。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大银行和大商业机构中没有一家是金融寡头旗下的，美联储的股东们旗下的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甚至扩大了。
顺带说明的是，今天的金融业相对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的原则却是在那时就已经确定了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时法国的冒险家皇帝波拿巴及其同伙设立股份银行的指导原则就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这种把工业封建主义（即股份公司）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的思想，正是今天的投资银行业务和证券市场的指导原则。卷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中国境外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就表示，该资本不会是国美电器永远的持股人，一般的做法是5~7年左右退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对于这些金融业的寄生者阶级的一个判断，即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他们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有意思的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由美国一家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而引爆的。但是，尽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不是破产就是被迫转变成商业银行以甩掉包袱，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却一点也没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