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专家巴菲特曾说:“当大家贪婪时,你要恐惧,但当大家恐惧时,你要贪婪。”他确实点出了当今华尔街纸醉金迷、财迷心窍的普遍心理。绝大多数的人既贪婪又恐惧,因此造成恶性循环,今天酿成的恶果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品尝了。
衡量一家企业健康与否的标准就是CEO的薪酬是新员工薪酬的几倍。在美国企业中较为合理的比例是20:1,只有在这个比例范围之内,才属于健康的公司,可是在华尔街的大公司内,这个比例却严重失调。
严格地说,在华尔街,不管是股票、证券、期货市场或是银行界,他们根本就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唯一创造的只是虚拟的经济数字(即虚拟经济)。确切地说,只是一堆一堆的电脑银幕上的数字,实际上是毫无生产性的。
就拿各类基金来说,由于精算师的水平很高,因此,由他们设计出来的基金几乎无人能懂。像这样的基金单在美国本土就有八千种以上,而持有者则高达9600万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购买基金,其比例之高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从股票市场来说,全美约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家庭涉足股票买卖,其股票的市值几乎占美国人财产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可以说,美国的人口总数大致等于购买基金和股票人数的总和。扣除小孩和老人,全美国人都是金融人啊!这就难怪当华尔街着凉感冒时,全体美国人都流鼻涕了。
全球经济也因而受到波及。由于华尔街的股票重跌,全美经济衰退,各大公司纷纷裁员,失业人员众多,这样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美国家庭的购买力。美国人的购买力骤降,欧洲国家人民的购买力受创,亚洲国家也受到牵连。政府、民间相继恐慌,加上新闻报道、相关信息的迅速传播,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政策扩大内需、强化公共建设、降息补贴、刺激消费,以增强人民的信心。
其实有这么严重吗?还是只是看起来有这么严重呢?悲观者的看法是,“由于发达国家大量消耗原料、资源,加上过度的消费与浪费,原材料的价格节节攀升,石油价格的上涨,也引起了粮食危机。这样,使得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美国成为了众矢之的,影响扩及全球,引发了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大衰退、大萧条。恐怕这样的情况不是三五年内可以恢复的。人类可能由此进入黑暗期,并且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针对这样的状况,很多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政府投入资金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息退税、刺激房市、拉抬股市、强化竞争力等等。
这种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短期做法是否有利于长期发展呢?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扩大内需能促使企业投资购买新设备,并加快资金的投入,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派则主张,用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减税退税等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短期固然有效,但就长期而言,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关键其实不在这里,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也就是,“无形的东西往往决定有形的东西”。德鲁克曾写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同现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当年的美国人充满着对人的关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扶持、鼓舞,让人们感到了温暖。”当年,虽然面临经济上的重创,失业的痛楚,日子的煎熬,但美国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同情心、关怀、友爱和互助的精神,让世人大为赞赏。
凯恩斯主义又复活了,只是,在经济萧条时,我们自然相信由政府主导所创造出来的经济环境。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率先指出,国家经济不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至少是在大中型国家是如此。之后他又宣称,一个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国家,它的经济完全可以由政府通过政策,即通过控制政府支出来左右一切。当代的经济学家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国家及其政府主宰着一国的经济,也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环境。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吗?
凯恩斯主张,包括政府赤字、利率、信贷总额及流通货币数量等货币指标决定了市场需求及经济形式。他甚至说,货币周转流通的速度是不变的,个人或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将它改变。然而,熊彼特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凯恩斯的上述假设。
德鲁克在其著作中写道:“世界资金的力量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资金在一国流进及流出,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贸易品投资的流动。每一天,全球资金交易的金额相当于全球一整年的贸易及投资金额。这种虚拟资金并没有任何经济功能,但是却具有绝对的流动性。而且因为这种资金没有经济功能,也不参与任何实体的经济活动,因此不会遵循任何经济逻辑或理性,所以这种资金极不稳定,很容易因谣言或意外事件而造成恐慌。”
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正是由于美国的金融海啸才造成了全球的大震撼。为此,我们确实需要一套世界经济的模型,并且需要了解世界经济与本国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新现实》中更精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目前需要一种模型,它把经济视为一个生态体系,具有自身的环境和结构。这个经济生态体系是由一些彼此互动的要素组合而成的,这些要素包括由个人及企业组成的个体经济,尤其是跨国企业,由各国政府组成的总体经济,以及世界经济。”
网际网络、讯息传送等这些新的信息传递方式拉近了人们的距离。现在的人类有如在同一个村庄里——地球村,这种快速而巨大的改变,证明了21世纪的大转型。因此,我们的社会观念、基本价值观、行为模式乃至信仰、生活及工作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将很难适应。解决之道是使个人能有效取得社会地位,并实现社会功能,促使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正常化。
德鲁克更进一步地解释道:“对于个人,除非拥有社会地位和功能,否则没有社会可言;社会的目的、目标、想法和理想也必须合乎道理,否则社会就没有意义。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之间,必须存在确实能够发挥功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