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氏兄弟郭炳江、郭炳联，以及前政务司长许仕仁前几日被请“饮廉记咖啡”，接受廉政公署调查。这杯“廉记咖啡”果然味苦，这厢地产大佬们才“协助调查”，那边的地产股市便开始下跌。新鸿基地产股价一下子下跌两位百分比，三百多亿市值蒸发。不炒港股的大陆人看了不禁感叹：“廉政公署好犀利”。

    戏剧性的故事随即展开：调查的举报者据说是郭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已经被踢出企业管理层的兄长郭炳湘。原本的家族内斗最后牵连出政府秘密。许仕仁被指收受来自郭氏家族的不当利益，作为交换，他“涉嫌向外披露了政府内部机密资料”。这便是一出活脱脱政商勾结的戏码，大亨们从政府官员口中优先得到信息和好处，官员则因富豪为其买单而维持着奢华的生活。如此，可谓实现了“双赢”。

    政商这个圈子，从来水深不可测。就此而言，无论东邻还是西邦，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世界各地的情况差不多。在那个政商圈子里，有些交易始终是见不得光的，而一般草民对此内幕基本上是无从了解。正因为政商圈子间黑幕重重，各国为应对这些极易滋生的腐败弊案成立了各种反腐机构，像是英国议会的监察专员署，美国的独立检察官制度，目标直指政府弊案和腐败问题。而香港引以为自豪的反腐机构则是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廉政公署（ICAC）。

    当初，廉政公署的成立，并不是因为香港公务员有多么廉洁，恰恰相反，香港社会贪污状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非常严重，从警察到消防队，人人都被培养出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恶习，九龙区总华探长吕乐更是敛财数亿港元，在公署成立以前退出公职，移民海外。香港由是爆发了反腐大游行，之后才有了廉政公署及其对黑白两道勾结问题的不断整治。廉署成立三十余年来，调查案件超过七万件，其中著名者，经由香港影视剧的改编而为人所熟知。

    不过，廉署着眼之处，多在于公职人员“涉黑”的问题，对于“政商合作”之事，并不是其工作的重点。但问题在于，政商圈子中的诸多“潜规则”较之单纯的贪腐问题，似乎更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社会的成功转型。2005年调查香港“珠宝大王”谢瑞麟一案可以称得上是廉署向“商业潜规则”发出的有力挑战，然而，这距离我们所说的“政商合作”，还不是一回事。廉署这个“老革命”，今天碰上了“新问题”。

    香港的商界大亨多年来一直与政府过从甚密，而在大亨之中，最为有权势者当属地产大亨。这并不奇怪。你要问香港什么东西最珍贵，答案肯定是原本就稀缺的土地。尺土寸金的香港，造就了一个个地产集团的老大，而这些地产大亨们，实际上反过来又为香港的大众创造了财富。就像歌里唱的，“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香港人多年来依靠楼市、股市所赚的钱，归根朔源，不得不记到这些人的头上。换言之，要是没有了他们，今日的香港经济又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因为“大亨”的可靠，这才有了配套的权贵政治。香港《经济日报》曾刊登一篇评论说，“‘六大产业’虽未知下场如何，但每一个大方向，当然需要一级设施配合，于是便有了数码港及西九等‘地产项目’”。相反，“惠及小市民的就业交通津贴却为了几块钱设下重重限制，根本地偏离了鼓励就业的原意。”这段评论“政商合作模式”的话，言辞中肯。的确，真正在香港拥有“话事权”的人，是那高高在上的地产大亨、商业精英。那么，在香港搞政治的人在做决策之前向他们询问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顺便拿点好处，也成了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今，“香港一定得！”只能说是平头百姓为自己打气时的呐喊，至于怎么样做到这个“一定得”，无疑是由官员和商人们共同回答的。廉政公署？它在这个时候却显得如此多余。

    总之，腐败在某些情况下，是人品的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制度问题，而至于反腐反到哪个级别，反到什么程度，则又是一个政治智慧的问题了。在大佬们愁饮“廉记咖啡”之时，我们这些看客切不可忘了：这杯咖啡里多少搁了点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