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夫穿着一件绣花天鹅绒马甲，闲坐在洱海之滨。他吹奏着一个类似倍低音巴松管一样的乐器，嘴里的银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我们，他有些不情愿地放下乐器，执起船桨，带我们踏上小舟，去拜访一对白族夫妇，欣赏他们在湖上携鸬鹚捕鱼的精彩技艺。
　　
　　二十只鸬鹚鸟在船舷的上缘一溜儿排开，伸展着翅膀滴水晾干。一只形单影只的鸟儿则在船头驻足，看着那位老太太轻摇船桨。只消渔夫一赶，鸟儿们便跃入水中，浮上来时，嘴里已衔着不停扭动的猎物了。
　　
　　“这些鸟儿的脖颈上都套着一个皮圈，以防它们把比较大的鱼吞下去。”向导丽莎告诉我，“渔夫会赏它们些小鱼吃。”
　　
　　中国境内的大部分白族人都居住在大理以及附近的地方，生活在洱海和苍山的怀抱里。大理市距离昆明工业区大约有六小时车程，途经成片的稻田，烟草田和一些小村落。村子里，一条条长长的玉米棒，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像被屋子推挤着似的，饱满地挂在屋外。而田地上，手持草耙和木犁的农民辛勤地劳作着，把收下来的庄稼撒在马路上，好让过往的车辆碾压脱粒。
　　
　　接下来的十天，我们驾车穿越积雪盖顶的山峦和深谷，前往云南省内更加偏远的地区。一路上，先进发达的21世纪的踪影也愈发模糊不可辨明。最终，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致力于发展这片区域的中国人，把它视为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并以此命名。
　　
　　这里的公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此之前，人们都走古代商队走的路穿越云南，这也使得那些沿路的市镇凭借贸易往来兴旺发达。大理就是其中之一。这座历史比北京还要悠久的城市，位于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交汇点，始建于1382年。1925年大地震过后重建的大理，如今则以国内旅游业为经济支柱。
　　
　　富有更加原汁原味的当地风情的，还得数邻近的喜洲古镇了。在那里，每周一次的集市聚集了各种穿戴鲜艳的少数民族居民。崇尚白色的白族人定会前来，待字闺中的白族姑娘都穿着亮丽的围裙，戴着精心制作的头饰，脑后垂下长长的白色流苏。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和装扮颇有异域情调的彝族人也是少不了的。这些赶集的彝族人可是策马扬鞭，一路从群山中奔来的呢。
　　
　　集市上，除了形形色色的猪鼻子、鸭头和鸡爪，成堆的蔬菜和菌菇，生鲜湖鱼，一包包盐水虾，一块块干凉粉，码成锥状的蔗糖，枣子还有油菜籽油，都就地摆着，真让人应接不暇。
　　
　　沿着古老的通往西藏的道路，途经“黄牙之城”——一个因为当地居民长期饮用硫磺泉水导致牙齿发黄而得名的地方，我们来到了沙溪。沙溪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以集市贸易闻名天下，而且，得益于细致的修复工作，这座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朝流传至今的风韵。在铺着鹅卵石的大型中心广场附近，你还可以找到建成于1415年的兴教寺。寺庙来者不拒，信仰“本主”的白族同胞、道教信众、佛教徒，还有穆斯林客商，均可前往，一视同仁。寺内漂亮的院落多由木材和泥砖建成，上刷厚厚的石灰，顶部设有多重屋檐。大门口的一块岩石诉说着它的身份：过去，兴教寺曾是驿路旅舍，供来往的商队停留歇脚。而外墙上已经有些磨损的装饰，则表明红军长征时也来过此地。
　　
　　我曾希望可以在沙溪多住几日，以有机会探寻一下古代茶马队前往古老的边关——马平关的足迹。马平关因周边地区的盐井而著称。过了关口，我想去拜访彝族山村，再前往我的下一个目标——丽江，一座更加有名的古城。那里供我参观的彝民村寨可能要少一些。
　　
　　丽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处在大片湖水和苹果园、冬桃园的环绕之中。可是同与其毗邻的宁静村落——渔夫村不一样，丽江，这个大街上马蹄得得，粗石房子的屋顶上安着镇宅辟邪的瓦猫，白沙古镇的大宝积宫壁画引我驻足的地方，挤满了游客。仅去年上半年，就有八百多万人前来旅游，在古色古香的运河畔叹为观止。丽江古城的运河上跨300座桥梁，岸边尽是依依垂柳与“古旧”的木屋。那些只是所谓的“古屋”，因为现存的屋子都是1996年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过后，重新建造的。这里商业化的痕迹却有些无情。即使是穿着粗糙的夹克在街上闲逛的纳西族马夫，和身着传统的绣花羊皮披肩的女子，也被召集起来招待众人。然而撇开商店与酒吧的喧嚣，尝试着深入当地市场，置身于售卖铜器和普洱茶的小贩，还有买卖猎鹰和凶猛的金雕的捕鸟人中间，你会发现，真正的生活又浮现出了它原本的面貌。
　　
　　沿着长江蜿蜒而行，穿过群山通往香格里拉的这条老公路，实在是旅途中难以忘怀的精彩之地。我们经过长江发源之后的第一道弯，1252年忽必烈率蒙元大军征服大理国时穿过的河段，又在虎跳峡，这个每天迎接3000人次旅客的景点稍事停留，观赏了滚滚翻腾的江水，很快便走进了一个让人深深为之着迷的世界。
　　
　　攀上覆盖着茂密树林的哈巴雪山，万丈之下的河水泛着银光，每转一个弯，都是一处与紫色的雪山相映成趣的满眼黄色、绿色和橙色的风景，无比壮观。我们穿过偏僻的彝族山寨，在路边小摊上买了几袋梨子和核桃，又登上了白水台。一阶阶白色石灰池，池里是碧蓝的水，如同雕塑一般，从山上逐级而下。这是纳西族的圣地，据说是东巴教诞生的地方。那里不只有我们这些旅客，还有一户独自外出的纳西族家庭，那家年轻的女儿穿着宽大的纳西传统服饰。
　　
　　伴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色更迭，我们一下子就来到了“小西藏”区域。这片区域从松树林里显现出来，一直延伸到一块高地还有香格里拉县城。香格里拉县城82%的人口都是藏族。别具一格的藏族农舍浮现在我们眼前，农舍的墙是斜的，房梁上画着精巧的纹样，石头压在木瓦盖成的屋顶上。藏民就居住在家畜圈栏的楼上。金黄色的农田里，农民把大麦和萝卜搁在特制的木架子上晒干，农妇们则头顶柳条编的大篮子行走，尽力保持平衡。
　　
　　香格里拉古城区保护得很完美，但这里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乡村地区。“2001年，我们县的名字从中甸改为香格里拉。”我的向导索朗说，“詹姆斯·希尔顿出了那本书之后，每个城镇都想改名叫香格里拉。县长为这事儿跑了17趟，还向中央递交了请愿书，于是我们县赢了。”
　　
　　乡野不知名的角落，某座村庄边上种着一棵菩提树。再没有比这更吉利的地方了。仁安寺前祈祷旗帜迎风招展，僧人们有的砍柴，有的面对着酥油灯，目光越过属都岗河，望向绿草如茵，牦牛成群的牧场。菩提树，就站在仁安寺的脚下。
　　
　　一天清晨，淡淡的晨光中，一队温顺健壮的马儿路过我歇脚的地方，脖子上薄薄的一层清霜还闪烁着微微的光芒。还有一次，一群从村子里逃出来的黑猪拨开迷蒙的雾霾，逐渐显现出清晰的模样。目睹这样的场景，就好似身处天堂吧。
　　
　　在宾馆组织的一次“文化远足”中，我有幸分到了藏族妇女阿玛做我的伴游。路边种满了杜鹃花，山坡上是漫山遍野的松树，落叶松，云杉和白杨。耳边，也只有鸟鸣和牛铃的声音。“一座典型的藏族民居，屋顶上有1200片手工雕刻的瓦片。”我们参观一个村子的时候，阿玛向我介绍。她是个地地道道的藏族人，14岁就结婚了，今年48岁，看上去还很年轻。“我觉得，爱情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她告诉我。我们正围坐在一户农舍的火炉边，品尝新鲜出炉的面包，享用撒了糖的牦牛奶酪。“生活不容易啊，小两口都太忙了，哪有工夫吵架！”阿玛告诉了我一些藏族的风俗，这家的女主人则在一边准备酥油茶。她把红茶煮好，和牦牛奶酪放在一起搅拌，再摆在木质圆筒里撒上盐。秋天的天气已经转凉了，再品上一杯酥油茶，真是分外香甜。
　　
　　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和他手下几个将军的照片。旁边就是一张画着拉萨布达拉宫的海报。这里没人愿意多说的一个字眼，当然就是西藏了。这倒是个有点用处的提醒。在这个世界上，哪怕在香格里拉这个如同乌托邦一般的地方，政治和宗教之间的界限，也是需要时刻小心翼翼地去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