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国民素质决定国家的振兴或衰落。表面上看是对的，一个国家全部的个人素质之和，等于国家的强弱。问题是：一个人的素质从哪里来？为什么一些人喜谈“国民素质”？可能主要是出国学习考察，游山玩水，看到了世界文明，对比出了自己一些同胞的低素质：乱吐痰，说脏话，干坏事，愚蠢无能，阿谀逢迎，颐指气使，骄奢淫逸。于是想：咦！把这些人的素质提高，象瑞士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一样，稳重，涵养，谦逊，自豪，随和，开心，我们不就成为高素质的人了吗？国家不是振兴起来了吗？

　　此逻辑是：先有人，再有国家。其实哲学告诉我们：先有国家，后才有人。

　　马克思给过我们一个著名的定义：“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啊，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萨特对这一命题有所发展，他“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意义，启发我们更深地理解社会给予个人内在活力，使人的素质迅速提高。伯格森“生命冲动”使我们产生诗意：只要尊重我们是生命，内在力量那么强大，勃勃生机！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就每时每刻发挥我们诗意的冲动。哲学！真使人眼界开阔，可以使人摆脱（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国家强弱）的机械论，看到人的真实面貌。

　　在180万年以前，那时的人据说叫类人猿，吃生肉，爬树，乱喊乱叫。在三皇五帝的蛮荒年月，产生的是炎黄子孙，或赤身裸体，或兽皮遮体，刀耕火种，图腾祭祀，为了生存，拿着刀箭拼个你死我活。据说大禹率先建立了朝代，设立国君、军队、法庭、城堡，那时的人，应该一半是原始人的率性，一半是治人治于人的人性。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人具有封建素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揭竿而起，寄情于山水字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1840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具有“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素质：封建素质依旧，新添了悲愤压抑，既要保皇，又怒其不争，愧对五千年文明，或祈祷平安，或为民请命。在“中华民国”社会，中国人具有“革命与不革命”的素质：一些人不甘守旧，加入各种团体、组织、队伍，探索人生，欲改良社会，一些人沦落为阿Q，孔乙己，祥林嫂。1949年以后，中国人具有社会主义素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拼命吃大锅饭，特权与民生并存，服从政府，发挥自己，适逢改革开放，频频拿来主义。

　　纵观中华5000年，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但如果细加解剖，用一千个视角窥视，事情就不简单了。而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什么呢？政治。不错，政治！今天，好像懂历史政治的人都摇头苦笑：“啊呀！政治这玩意。”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下文，让人听不到一句实话。还是听一句西方著名学者沃拉斯在《政治的人性》里明朗的话语吧：“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反过来说，政治与人性水火不相容。

　　于是，先定格一个时代，一个政治的时代，相当于原子核，核里面一个个自由电子一样渺小的人，他以为他是自由的，其实在绕着轨道旋转。旋转时可能有些自由（核物理学家也说不清楚自由的量化，相当于各种学家说不清人）。还是把电子还原为社会中的人吧，好理解些。这个人，他可能改变、提高自己的素质，但是所有的人不会如此，一些食物埋在地缝里，挂在树上，藏到水里，素质高的十个人吃到了，还有九十个人没有吃到，饿着肚子，虽然九十个人“素质”低下，但根本原因是食物不够。所以，一个人，他生下来给狼叼去活着，没有人的意义，就是狼。他生在火星上，就是火星人。生存在非洲热带雨林，就是土著，茹毛饮血，相依为命。生存在美国，就是美国人，独思、热烈、刚毅、狂放，生存在太平洋东北部群岛，就是“小日本”，好强、聪明、善变，匆匆忙忙。

　　今天，强有力的事实可以继续证明马克思的名言。

　　姜人杰，1982年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三年，毕业后官运亨通，直至苏州市副市长，因为没有监督机制，贪污腐化成瘾，走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老路。在检察院的公诉意见书中说：“2002年10月，姜荑的‘福海拍卖行’开业。到2004年4月姜家父子案发，在短短一年多里几乎垄断了苏州市的拍卖业。有资料证实，福海拍卖行的业务总量为8个多亿，纯利润就达4000多万元。250万还是受贿总额的1.0867亿，都可堪称是建国以来受贿这一职务犯罪之最。”姜荑，姜人杰的儿子，1979年出生，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系2001届毕业生。

　　南京大学，中国的名校！但这所大学的科学、真理、人文、文化积淀没有丝毫熏陶姜人杰父子。苏州，号称“东方威尼斯”，2500年的文化名城，钟灵毓秀！但现代官僚姜人杰在苏州城里骄奢淫逸。父子俩各方面的素质要远远高于一般公民，也就是很高的“社会主义素质”，但其实呢？“素质”越高，尔虞我诈的权谋越深，巧取豪夺的计谋越高，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越大。姑且承认三亿多中国人的素质说得过去，把其余的十亿中国人送入南京大学深造培训，分配到九州锻炼干才，难道素质提不高吗？提不高！不但提不高，反而要象龙卷风一样卷走民脂民膏，坏我中华崛起的大事。因为一个人的素质也在变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此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一些中国官员在本国骄奢淫逸，无法无天，可是跑到美国，低头小心翼翼。历史上，多少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邦国，竟然灭亡了，何况一个区区南京大学培养的高素质学子？所以，与其有高素质的权谋者，不如有平淡的公民，公民不象鳄鱼一样疯狂贪婪，不乱作为，不去扰民掠夺。唐朝重臣贺知章，平平淡淡，视自己为公民，敦厚诚恳，性情如春，没有害过百姓，不以权谋为乐，甘愿“金龟换酒”，举荐天才的青年李白。宰相房玄龄更是谦和，老实，任劳任怨，甚至“低智商”，避让“高智商”的权谋，缓冲了权力对人、对人民、对国家的冲击。

　　曾国藩，其治家之方、修身之学、治军之法、为官之道，被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他最突出的功绩：开创洋务运动。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女人更独裁的慈溪手底下的鹰犬，实为可贵，甚至比今天姜人杰式的官员还强百倍，区区姜人杰，唯知贪污矣哉。但我泱泱大国，自从“焚书坑儒”之后，人治两千年，曾国藩的权谋也演绎到极点，大批曾国藩式的国家机器，维持腐朽的清朝，这是我中华最大的不幸。当慈溪为六十大寿花费三千万两白银时，“小日本”的皇后捐献自己的金簪子为购买“吉野号”军舰出力，当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军之后“湘军”的剪裁存亡绞尽脑汁求教于寺院介航大师时，日本士官学校一个叫铃木贯太郎的参谋在制定夺取中国旅顺的计划。

　　余秋雨感叹：“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可怜的人们，整个一生都在‘构思过度’中度过，添加了多少破灭、纷乱和耗费。”是啊，我嘴上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心里只恨权谋权网笼罩在我们的头顶。话题再回到叫人头痛的国民素质上，如何提高？其实在理论上很简单：构建一个丰富、多元、动态的社会，让社会关系的总和孕育真正的高素质的人。（丁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