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将永远相信，人生虽是到处充满了黑暗，但这黑暗的中间，时时有一点光明在闪耀着……（我）将认真地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
　　
　　这段话是我所敬仰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在1925年所写的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上的一句话。那一年，张闻天年仅25岁。
　　
　　当我在无锡听说张闻天生命最后的时节所居住的地方是无锡，并且那所房子依然还保存完好的时候，我就在一个星期天去了那所屋子。
　　
　　那是一栋褐红色的小洋楼。说是小洋楼，不过是相对于那个年代说的。什么年代呢？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那栋房子大约建于那个年代，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红色的砖瓦，红色的墙壁，相对于成片的青砖灰瓦的江南民居，在那个年代里称其为小洋楼也不为过。只是这房子大小相对于现在的居民楼宇来说，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去的那天是一大中午。天气热得处处冒烟，街面上人流稀少，在一群比较矮小的居民区里我们找到了这座已经并不显眼的房屋。
　　
　　进了院门，便见有一汉白玉半身塑像立在院中央，戴一宽边眼镜，温文儒雅，淡定从容，微笑着，满怀着一种希望目视着前方。我正待细细端详着，有一中年男子从左边的屋里奔出来，拦着，让我们登记一下。我于是进了院里左边的登记室，细细看了一番登记薄上的人员名单，发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还真不少。我于是想，这座房屋原来的主人虽然已经故去30多年了，但记得他、怀念他的还是大有人在，他是个对中国革命做过特殊贡献的人，值得后人瞻仰。
　　
　　张闻天，1900年生人，上海南浦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任教。1930年底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犯过左倾错误，但能知过改过，是王明“左倾”路线最早觉悟并最早改过的一位中央领导。在推举毛泽东做新的中央领导过程中发挥了极其不寻常的作用。长征胜利到延安后，长期协助毛泽东做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解放后当过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一生是个喜欢读书，喜欢做调查研究，喜欢实事求是的人。只是在1959年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成员，与彭德怀一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以后虽挂着一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的闲职，长期销声匿迹于人们的视野，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没有停止过调查研究。“文革”后期，即1970年代的中期他住在无锡，也就是这座小洋楼里，过着不大自由的生活。1976年7月1日病逝于这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闻天获得平反昭雪。以后，随着岁月的流失和政治人物一个个离开人世成为历史的时候，张闻天鲜为人知的那段在党的历史上发挥过的特殊作用，以及他的实事求是不折不挠的精神才为人所知。
　　
　　我轻轻地走进那窄窄的楼道，登上那狭小的红木楼梯，细细瞻仰了张闻天的生平事迹展览和他的起居卧室。一个一个的房间都很狭小，也就十几平方米，特别是他的床铺，仍然是七十年代的模样，一条海军蓝的床单，一床厚厚的叠着的棉被，还有在墙角上挂着的几件的确良衬衣。
　　
　　再看看墙壁上挂着的张闻天和家人在太湖边上的几张合影照片：打着褶皱白色衬衫，与那时大多数人穿着一样的蓝色裤子，那幅似乎戴了几十年的宽边眼镜后面露着一双和善微笑的眼睛。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是个很沧桑的政治老人，他就像是个平民百姓，一个中国式的在那个年代里的知识分子。
　　
　　可敬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老人，他一生都在追求者真理，都在思考和学习。
　　
　　“文革”中，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多次，和妻子刘英被监禁于一墙之隔的寓所达523天，之后被遣送于广东肇庆，以一个名叫“张普”的身份默默过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没有熟人，没有电话，生活拮据而孤独闭塞，有一次突发心脏病，是矮小的妻子借来一辆平板车请人帮忙推到距离住处很远很远的医院去的，而那时两位相濡以沫的老人已年过七十了。就是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张闻天依然没有放弃信仰，没有放弃思考和学习。在那些年里，张闻天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即使不能发表，不能给别人看，他也依然在读、在写。据说，那时张闻天的视力只有0.2。我感动地听着这些事迹介绍，爬在玻璃板上细细端详着那副老式的眼镜，静静地被置放在一本厚厚的翻开来的书籍旁。那是他读过多次的一本书，书页里划着红红蓝蓝的读书笔迹，还有小如楷字般公正的读书心得在书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特别是一些经济方面的书，记写的读书笔记厚厚的一沓一沓的。那些书页虽已泛黄，字迹虽已久远而呈模糊状，但我分明看到一位老者戴一厚重的眼镜，在昏黄的灯下伏案读书写作时的情景，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仰头望着窗外的满天星头默默无语，时而起身背着双手在那狭小的屋里来回踱步……
　　
　　据说，到了1975年，张闻天的身体状况每况日下，经中央批准，一家人才从广东肇庆来到无锡养病。在生命的最后时节，张闻天连一本稍厚一点的书都拿不起来了，他就想办法把书折成小薄本，坚持学习。即使这样，他还坚持迈着蹒跚的步履，以一个名叫“张普”的名字，出现在喧闹的人流街头、菜市场上，体验考察着民情国情，他毫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他的文章语言朴实，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确实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张闻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的“最高尺度”的观点才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共识。特别是他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市场经济才有出路的论断，对我们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顺利转型，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想，这是他晚年留给我们党最珍贵的理论财富。他的这种孜孜以求地学习思考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其次是一笔晚年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一共4万元，他一并嘱托妻子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
　　
　　他交待给儿女们的是：靠自己健康发展，不事张扬，热爱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他的大女儿现已年近90，是一位没有退休金的寻常百姓；他的二女儿最早在外交部工作，当1955年中央号召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的时候，时任外交部任副部长的张闻天让女儿带头离开了外交部机关，在上海自行车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他和刘英的独生儿子在他的鼓励下，去了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里种过田、赶过大车、放过牛。父亲去世时，儿子都没有见过父亲一面。张闻天平反后，才在组织的安排下，被安排到南京一家图书馆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张闻天在他生前的笔记上这样写道：“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从那幢小洋楼里走出来。此时的阳光正是午后的斜阳，院里的几棵树木正郁郁葱葱地释放着涩涩的绿叶味儿，弥漫在院角落里。我轻步走到院门口，在那座光彩奕奕的张闻天半身铜像前，毕恭毕敬地站立在一旁照了一张像，留作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