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称号“天王”）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4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水平最高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历时长达14年，席卷十多个省份，并建立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归于失败。不少教科书总结了诸多失败原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
　　
　　主观原因：
　　
　　一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局限性。《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因此革命也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再有太平天国也没有彻底战胜封建思想的武器。天京事变的起因就是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另外，参加太平军的将士大都是农民，他们大多是迫于生计才参加革命，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后，在北上途中打了许多胜仗，但却弃地不守，得而复失。打到天京后，太平天国手里就只有一个天京了。各地反动统治秩序重新恢复，严重威胁着革命政权；北伐失败原因也属战略上的失误。
　　
　　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还是战略上的失误，都是因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洪秀全给予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唯一的思想武器是拜上帝教。拜上帝教改造了基督教，反映了农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因而，这种宗教对于农民革命的发动虽然有积极作用，但它终究不是科学理论。由于宗教上的隔阂，太平天国不能联合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由此可见，缺乏科学理论指导不可能把革命斗争引向彻底胜利。
　　
　　客观原因：
　　
　　中外发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太平天国内部存在许多弱点，可是它所面临的敌人除满族贵州、汉族地主这些封建反动的封建势力外，还有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遇到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这些反动势力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他们对农民战争的敌视却是一致的。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
　　
　　以上观点认为，太平大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提不出科学的理论，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组织上无法克服宗派主义倾向和保持内部团结，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失败只能证明列宁“农民阶级无法通过自身来解放自己”观点的正确，也只能证明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笔者通过对一些史料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作为中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尽管曾经咤叱风云、深深撼动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最终还是轰然倒塌，应当引起后人无尽的深思，其中教训实在太多，原因实在太杂，难以一一枚举，而究其最根本的教训，只有两个字：腐败。
　　
　　用今人的眼光看，太平天国运动从发起到鼎盛再到衰落，其发展与失败的轨迹，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不说，单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挡不住贪图享受、腐败之风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终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刻反思。
　　
　　其一，革命才取得暂时成功便开始贪图享受、不思进取。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就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另有说法为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
　　
　　据一位对太平天国并无敌意的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记录着天王府的情景，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它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另有资料显示，太平天国自建都开始，甚至还未正式建都，就开始了在天京大兴土木，构筑豪华宫殿、楼宇，以供那些所谓的“领袖们”安享胜利成果，殊不知此时此刻，安抚民众、稳定民生，发展生产、搞好经济，才是头等大事。
　　
　　其二，违背创建上帝教初衷，渐渐沉迷女色，声色犬马。
　　
　　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曾倡导“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但后来被他自己及身边的高级官员破坏殆尽。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开始，就有了男女隔离的制度，洪秀全说：“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也正因此，太平天国建立了男女分营制度，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的措施，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
　　
　　然而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可笑的是，天王洪秀全还曾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在杨秀清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洪秀全共“有妇八十八人。”他的做法，已经比过去皇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多，很是惊讶。
　　
　　很难想象，一个成天沉迷女色的领袖人物，能够有时间精力放在壮大事业、发展国家上。于是乎，太平天国的日渐衰败，就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我们常说，腐败源自贪婪，堕落源自沉迷，中国古代是如此，如今贪官落马也莫不是如此。笑看那些曾经位高权重、风光一时的贪婪之徒，无不是由于贪图享受、沉迷女色之后，而“一念之差”，以身试法，干出写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渐渐滑向罪不可赦的泥潭。
　　
　　其三，领导班子不团结，产生内讧，致使力量被极大削减。
　　
　　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突然发生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以下官员2万余人死在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刀下。原来传说有天王密诏杀杨的说法，但洪秀全始终否认，所传杨秀清逼封万岁和天王密诏迄今没有确切的证据，因而近人一般认为是韦昌辉矫诏。无论如何，这均是腐败引致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为从广西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战死了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肖朝贵；在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杀了的东王杨秀清；随后又被天王洪秀全捕杀的北王韦昌辉；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可是此时洪家兄弟在东王死后急于封王，先由天王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
　　
　　石达开出走后，在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声中，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太平军经过天京事变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由新起的青年猛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于1858年11月15日在三河大战中，一举歼灭了湘军主力李续宾部6千余人。后又乘胜追击，不战而解了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封王兄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爵之上，增设豫、燕、福、安、义，共6等爵位，记功封陈玉成为成天豫，封李秀成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杨辅清为中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而以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统率全军。
　　
　　这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和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
　　
　　可是封了陈玉成却又引起新的连锁反应。陈玉成由于功劳巨大，原来以封爵中的第二等豫爵提任又正掌率是得人心的，现在突然越阶四级封了王，自然又有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已经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骇得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剩下右军主将韦俊因系韦昌辉之弟受封晚，在安徽池州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天国的由盛转衰，不仅与战略失误、政策失准有关，也与用人原则不严谨、用人政策不科学有关。无数事实证明，对国家对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领导集体的三心二意，莫过于班子成员的勾心斗角。
　　
　　其四，用人制度紊乱，官员过多过滥，加上缺失大局观念，侵害百姓利益。
　　
　　由于洪秀全对无功的王兄王弟滥封王，一时间封王之风迅速蔓延开来，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后来，实在没有爵位可封了，就在“王”字头上加一斜字，造成新字，为六等王，总共封了2700多个王。
　　
　　这些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俨然成为京城一霸。尤其是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王党，总揽朝政，横行天京。如他们借出售“洪氏票”掌管城门进出，连忠王李秀成有一次出城调兵也得拿出10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尚未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交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再去购粮，以至后来天京被围后果然出现粮荒。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的（有的记载是服毒自尽）。
　　
　　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管辖25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可乘四人抬的黑轿，上面领兵的将王等人其威风更不用说了。
　　
　　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试想，一旦官员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民不聊生，这样的官场、社会、环境，岂不是不可救药，唯有死亡一途了？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是颠无不破的必然规律。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历史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灭亡的几点原因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因为农民阶级思想存在的较大局限性，才使得有腐败、有权利争斗。因为宗教在太平天国史中的特殊性，才使得有天京变乱、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产生。因为治国无方，才使得有怨声载道、有物质极度匮乏和粮荒日益严重。因为腐败严重，才使得有天京变乱、有大失人心。因为军事上存在较大失误，才使得有疲于防备、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因为有了领导人的不和与权利相争，才使得有由盛转衰、有实力锐减。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政策的失误，才使得有治国无人、有实力得不到有效地补充。总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原因，才使得有太平天国的最终灭亡、有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全盘否定太平天国运动，或者任意贬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反封建的同时，又担负起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对外国侵略者展开了大规摸的武装斗争，打破西方侵略者把中国迅速殖民地化的企图；太平天国的领袖先是主张与各国通商交易，后期又提出第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与以往农民战争相比，在思想上，组织上、革命纲领上都高出一筹，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自己的纲领。另外，它还与同时期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推动，相互影响。
　　
　　在这里之所以提出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探究问题，只是想就事论事地阐明一个观点，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覆辙，再也不能让杯具重现。毕竟，与腐败作斗争，是我们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迫切任务；毕竟，拒腐防变的目标，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