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隐秘胎记。平素它是人们难为情的精神私隐，一旦时代出现大波折，譬如经济低迷不振，社会严重不公或是前景黯淡未明，这块胎记就会随着不安的情绪变得燥痒难耐，甚至陡然显露鲜明的形迹。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好好探究。不过，与这一意识形态的其它方面不同，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观念向来深入人心。学者对它青眼有加，时有发挥。普通大众凭借直觉也能有所理解——毕竟，任何一个在工厂流水线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的青年，都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异化”。前不久，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出了一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用一种天真烂漫的笔调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他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描述中，毫无悬念地，“人类不断异化”成为他指认的首要特征。可是，像他那样惊悚地使用语言，“异化”这个词还能保持恒定的含义吗？我很怀疑。
　　
　　相形之下，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llman）的著作《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以下简称《异化》）更有意思。作者在这本书中充分论述了异化的多层含义，以及异化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还澄清了人们对它产生的各种误会，读起来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奥尔曼的路数很清楚：要准确理解什么是“人的异化”，必须先弄明白马克思对“人”的基本看法。而要弄清马克思对“人”的看法，首先要对他的哲学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只有这样，关于异化的讨论才不是画蛇添足，或者偷梁换柱。
　　
　　一开始引起奥尔曼注意的是马克思“既像鸟儿又像老鼠”的语言。很早之前，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就抱怨过，马克思在使用一种蝙蝠的语言。就连恩格斯都承认，读者要把握马克思的语言将遭遇相当大的困难。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某些术语不仅跟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与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一致，而这个困难“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
　　
　　这一困难之所以无法解除，是因为它并非简单的语言风格问题，而是由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点上，还是恩格斯的理解比较到位。他说，马克思的语言意味着这样一种理念，即“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成可变的东西。”也就是说，随着事物及事物之间关系的变化，语言的含义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于是，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或者“社会经济结构”，甚至“阶级”这样重大的概念，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都曾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事实上，他不但用相同的词汇指称不同的事物，也用不同的词汇指称同一样东西。有人做过统计，单单一个“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就有十三种含义。
　　
　　这样看似随心所欲的做法，足以使读者患上眼球震颤症。不甚灵活的学者发现马克思的观念总是前后不一，根本无法装进一个稳定的解释框架里去，只得宣布“马克思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别有所图的人则把马克思复杂而矛盾的语言一股脑塞进“辩证法”当中，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陷阱酿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只有伊格尔顿那种天真的文学理论家才会把马克思的复杂和矛盾跟所谓“狂欢气质”联系在一起。
　　
　　奥尔曼的长处在于，他认真对待了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语言做出的辩解，并且找到了语言背后的逻辑。他认为，假如把马克思的哲学简化到极致，最终留下来的词惟有一个，那就是“关系”。马克思对所有事物的考察，都是“在关系中”完成的。国家、阶级、资本、劳动、价值等等，在马克思的眼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自足的事物，而必须被理解成“关系”——它们既是一个社会的组成要素，同时也是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相互联系。
　　
　　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认为，所谓“人”也应该是一种“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更准确的讲，多数时候马克思把人看成是一丛“关系束”。他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彼此间发生的关系的总和，还说：“社会本身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可见相比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人的特征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人与劳动的关系、人与产品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财产的关系、人与阶级、国家、宗教乃至人类的关系，构成了“人”这个概念的大部分内容。
　　
　　正是从这一关键之处，奥尔曼抓住了异化理论的重点。他认为马克思用“异化”指称的，就是在上述关系分崩离析或畸形病变的情形下，人所呈现出来的不应有的偏差和缺陷。换句话说，所谓异化的人，就是那种从社会各要素中孤立出来的，失去了与人的所有特征相联系的“抽象物”。而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资本主义的一大恶果就是社会里的所有人，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成了这样的东西。
　　
　　从《异化》中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奥尔曼所说，马克思的思想很像一张异常华丽的挂毯，交织着各种图案与色彩。要从中抽取一种理论予以单独的阐释，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扭曲和误解。另一方面，我认为马克思对“关系”的极度看重给了这张“挂毯”过于夸大的弹性，也给它划定了过于僵硬的界限。例如异化理论，它被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的困境，后来者却在社会主义面前止步不前。而现在大家都清楚，雷锋式的螺丝钉与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一样，都是关于异化的寓言。这样的异化理论，当然需要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才行。遗憾的是，中国人总是用成王败寇的思维看待一切，对马克思的研究同样逃不脱这一命运——如此厚实的学术专著，《异化》中译本竟然没有附上索引，似乎从侧面提供了微妙的证明。